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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透视
不同行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的差异为要素进一步优化配置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从大的行业来看，1/5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来自结构变化（主要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种结构变化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年均贡献1.6个百分点。
从行业自身的贡献来看，制造业是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最大也最主要的贡献者。
制造业内部结构调整对制造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较小。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对整体生产率提升的贡献也很小，而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制造业内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之间劳动边际产出价值存在巨大差异，制造业内部存在较大程度的资源错配。
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劳动边际产出价值离散程度大幅高于美国，制造业整体TFP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回顾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增长过程，结构调整既是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特征，也是促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正如钱纳里（1986）指出的，认识资源再配置的潜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比对发达国家似乎更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更为突出，生产结构变化的速度也更快。本章将试图利用结构分解的方法分析要素再配置对于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增长的贡献，同时通过比较行业之间要素边际回报的差异程度探讨未来资源再配置的空间和潜力。
2013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回顾
从2013年的情况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长出现趋稳趋势。2013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2012年持平，增长7.3%。这一增速与近十年来的平均增速相比下滑了近2个百分点，与过去三十多年的平均增速相比下降了0.5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与GDP增速一样，劳动生产率也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逐渐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另外从结构角度来看，结构调整仍然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一个重要动力。2013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比上年末增加273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比上年末增加1138万人，而乡村就业人数下降了865万人。
2013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43.65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9.2%。这一增速比2012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与过去十来年的平均水平基本相当。从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的角度来看，2013年GDP增速与2012年持平，因此ICOR基本与上年持平，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这也意味着目前尚未看到投资效率改进的趋势。
由于数据的限制，目前尚无直接测算2013年TFP的基础数据。不过从前面单一要素生产率的分析结果来看，短期TFP增长率仍然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未来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展望
过去三十多年，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到对外开放和促进竞争大幅提升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改革一直是促进中国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动力。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决定》，标志着改革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其中《决定》中明确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对于进一步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和生产率提出了方向。同时《决定》中提到了很多消除市场壁垒、促进要素自由合理配置的政策措施。如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市场统一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等；完善主要市场定价的机制，推进资源、能源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明确政府和市场在定价过程中作用的领域和界限；完善土地和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让更多的资源公平地参与经济活动并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等。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这些改革能够切实推进，将对促进未来TFP的提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未来十年TFP增长率的展望，主要还是沿用我们以往采用的国际经验比较法，同时结合近期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国际经验表明，后发追赶国家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阶段转化，TFP增长速度都出现了阶段性下降，如日本TFP从高速增长阶段的年均增长3%下滑至中低速增长阶段的1.5%左右；韩国TFP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阶段的4.7%下降至中速增长阶段的2%左右。对比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预期2014～2023年间中国TFP将处于与日韩类似的速度转换阶段。结合日韩的经验，预期2014～2023年间中国的TFP平均增速将达到2%左右。同时考虑TFP的顺周期特性和改革的趋势，近期TFP的增长将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之后随着改革的推进，TFP增长率将会有所回升。
从结构变化视角分析资源配置对生产率改进的历史贡献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均衡现象，这些现象背后都反映了资源的错配，比如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型企业和非出口型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等。有学者（Jefferson，1993；Otsuka等，1998）研究表明非公有制经济TFP更高。龚关等（2013）利用制造业微观数据研究指出，国有企业的资本边际产出价值比非国有企业低52.5%；出口企业的TFP比非出口企业高54.3%。在中国经济过去发展的三十多年中，这些不均衡现象部分得到了改善，要素重新由低生产率部门配置到高生产率部门。也正是这些不均衡现象的改善，为中国经济生产效率改善提供了重要动力，从而提高了整体的TFP。关于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如麦迪森（1998）研究指出1978～1995年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对GDP增长的贡献为19%，即导致GDP每年增长1.44个百分点；世界银行（1997）的研究成果表明1985～1994年劳动力的再配置对GDP增长的贡献大约为10%，即每年导致GDP增长1个百分点；胡永泰（1997）研究指出1979～1993年劳动力再配置导致GDP每年增长1.1个百分点，1985～1993年劳动力优化配置对GDP增长的贡献是每年1.3个百分点。谢长泰和克雷诺（Hsieh和Klenow，2009）研究表明，1998～2005年制造业不同生产率企业之间资源的再配置使得TFP增长率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勃兰特等（Brandt、Biesebroeck和Zhang，2009）研究指出，1998～2005年中国制造业2/3的TFP增长来源于企业的“进入—退出”。
这里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涵盖详细部门分类的全口径的GDP和就业数据库，分析过去三十多年要素配置（这里主要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结构分解方法
从结构分解的视角来看，生产率提高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不同部门自身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来自资源配置效率和部门结构的变化。基于这一思路的分解方法最早源自于1942年法布利肯特（Fabricant）提出的份额改变分析法（shift—share decomposition）。尽管该方法存在很多弊端，如没有考虑结构调整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区分平均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等关于该方法的缺点的论述见Broadberry（1998）、ZhuXiaodong等（2010）。但由于非常直接明了，该方法一直是理解经济增长及其效率差异的经典方法如Dennison（1967）、Maddison（1987）、Temin（2002）、Broadberry和Crafts（2003）、Chenery等（1986）、Crafts（1993）、Field（2006）、van Ark（1996）。虽然后人提出了很多其他的改进方法，但是由于许多人为设定的参数，分解结果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里继续沿用这一方法。
数据介绍
为了全面了解结构调整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加工，构建了一个46部门涵盖全口径经济活动的数据库，其中包括1个农业部门，6个采掘业部门，32个制造业部门，1个建筑业和6个服务业部门。指标主要包括部门增加值和就业人数。数据的时间跨度从1978年到2012年。
其中，1980~2008年38个工业部门的数据来自陈诗一（2011）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第三产业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等资料，补充了农业、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数据。并将上述所有数据扩展至2012年。另外，为使生产率变化的测算建立在可比数据基础上，所有年份的增加值都利用价格指数折算成1990年价格。
测算结果
基于前面构建的分解方程和数据，这里对1980年以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分解。具体测算结果如下。
不同行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存在的巨大差异为要素进一步优化配置更为准确的说法是，要素边际产出价值的差异是要素重新配置的动力。
不同行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存在很大差异。这明显地体现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1980年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指出的是，如未特别指出，本文所称的劳动生产率都采用1990年不变价格。只有950元/人，而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已达3770元/人，后者是前者的3.95倍。不过1980年除了农业外，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之间差异很小，基本都在3800元/人左右。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来看，制造业远高于其他行业，1980~2012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达到8.64%；建筑业最低，年均只有3.76%；其他三大行业基本都在5%左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增长使得2012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差异明显拉大。制造业与农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到12倍，与其他非农产业的差异扩大到3~4倍。
从大的行业来看，1/5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来自结构变化
根据前面的结构分解方法对全国整体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分解。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可以分解成两方面的贡献，即部门自身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和结构变化（要素再配置）的贡献。从测算结果来看，过去三十多年内尽管整体生产率提升的主要贡献来自部门自身，但结构变化的贡献也不小，占据了全部贡献的1/5，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年均贡献1.6个百分点。从不同时期来看，除了1997~2002年这一时期外，其他时期结构调整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都是正，而且都在15%以上。其中1985~1990年这一时期结构调整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最大，已经接近1/3。这一时期结构调整的贡献与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存在很大的关系。统计数据显示，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创造了全国近1/5的工业总产值，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另外2002~2007年这一时期结构调整的贡献也较大，达到了26%，仅次于1985~1990年。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国际市场的繁荣，出口的飞速上升带动了制造业快速发展，加速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从就业份额来看，这一时期制造业就业份额提升了3.4个百分点，是所有这些时期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时期。另外需要看到的是金融危机之后，这种结构调整的贡献明显在下滑。
从行业自身的贡献来看，制造业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最主要的贡献者
不同行业自身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差异较大。其中制造业的贡献最大，1980～2012年间，制造业自身生产率提升对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到56.9%，这与制造业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密切相关；其次是服务业，这一期间服务业的贡献达到25.5%。剩下的三大行业中，农业的贡献明显高于采掘业和建筑业，1980~2012年间农业的贡献达到12.4%，而采掘业和建筑业的贡献只有2%~3%。
从制造业内部来看，绝大部分生产率提升的贡献来自各行业自身效率的改进，结构调整的贡献较小，前面从大行业分类角度对国民经济的生产率提升进行了分解，这里从制造业内部来看结构变化对制造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与大的行业结构调整对国民经济生产率的较大贡献相比，制造业内部结构调整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则明显小得多。1980~2012年期间，制造业内部结构调整对整体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只有5%左右。即便制造业整体劳动生产率提升对全国整体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很大，制造业内部结构调整对全国整体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仍然很小。测算结果显示，制造业内部结构调整带来全国整体劳动生产率年均提升0.1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全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2%～3%来自制造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另外从不同时期来看，1985～1990年和2002～2007年两个期间结构调整对制造业整体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较大，分别达到23%和18%。
从服务业内部来看，结构调整对整体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很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这里服务业内部行业划分比较粗，可能对结果存在一定的低估。而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这里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进行了分解，呈现了与制造业不太一样的结果。1980～2012年间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几乎全部来自各行业自身生产率的改善，只有2%来自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同时从不同时期来看，结构调整影响最大的是1985～1990年，这一期间结构调整对服务业生产率的贡献达到32%；此后结构调整的贡献开始不断大幅下滑，到金融危机之后结构调整对服务业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已经接近于零。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需求结构的变化，从服务业内部就业结构的变化来看，近三十多年来就业比重增长最多的是生活类服务业，而这类服务业恰恰属于劳动密集型，本身的劳动生产率较低，而且增长也较为缓慢。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展望未来生产率的提升潜力
前面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过去三十多年结构调整和资源再配置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较低的增速阶段，重新思考未来结构调整和资源再配置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显得更加重要。这将有利于正确判断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潜力和寻找通过改革提升效率的着力点。下面将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展望未来生产率提升的潜力。
三次产业内部仍然存在很大的结构改进空间和效率提升空间
中国的农业就业比重和劳动生产率同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比较。从数据来看，2010年中国的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达36.7%，而同期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仅分别为3.7%、6.6%和1.6%。可以看出无论是土地资源较为丰富的美国，还是与我国土地禀赋较为类似的日本和韩国，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都要大大低于中国。同时从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来看，2010年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是中国的21倍、8倍和7倍。虽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也可以看出可以通过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释放更多农业劳动力，促进就业结构改善来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的空间。
制造业内部部门之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大幅高于美国，整体TFP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谢长泰和克雷诺（2009）提出了一个利用全要素生产率价值（revenue productivity，TFPR）的离散程度来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他们应用这一方法测算了1998~2005年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情况，结果表明如果制造业不同企业之间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我国制造业TFP可以提高86.6%～115%。龚关等（2013）对谢长泰和克雷诺（2009）的模型进行拓展，放宽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提出了利用资本的边际产出价值MRPK和劳动的边际产出价值MRPL来衡量资源配置扭曲程度的方法。同时证明了在规模报酬递增（或递减）的情况下，TFPR的离散程度并不是一个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工具Hsieh&Klenow提出的TFPR对数方差这一指标不仅反映了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还反映了企业间生产率的离散程度。
MRPK和MRPL的离散程度分别度量资本和劳动配置的扭曲程度。龚关等（2013）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MRPK和MRPL的离散程度越大，说明要素配置的扭曲程度越大，行业整体的TFP越小。
这里采用龚关等（2013）类似的方法测算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配置扭曲程度。与现有诸多研究采用微观企业样本不同的是，这里采用宏观层面的行业数据。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32个制造业部门产出、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数据库。基于这一数据本文测算不同年份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的MRPL。
私营企业比重越大的行业劳动边际产出价值越低
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差异非常之大。其中最大的烟草加工业相当于最低的文体用品制造业的20倍左右。结合各行业的所有制结构可以看出，私营企业比重越高的行业劳动边际产出价值越低，如木材加工、纺织、建材、皮革、文体用品等；而私营企业比重越低的行业劳动边际产出价值越高，如烟草、石油开采及加工、燃气等行业。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行业大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而私营企业比重低的行业大多属资源密集型行业和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而且这些行业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换句话说，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劳动力报酬要明显高于私营企业。这也说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劳动力配置存在扭曲和流动障碍。
出口依存度越高的行业劳动边际产出价值越低
除了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劳动边际产出价值存在差异，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各行业劳动边际产出价值和各自的出口依存度这里的出口依存度为出**货值与工业销售产值之比。出口依存度越高的行业，其劳动边际产出价值越低，如电子、皮革、文体用品、仪器仪表、橡胶、电气机械等出口依存度超过10%的行业，MRPL要比工业部门平均水平低30%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之间也存在劳动力配置的扭曲。同时也可以发现，出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之间的MRPL差异，明显小于出口依存度较低的行业之间的差异。这也印证了出口企业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相互之间的要素流动更加自由。
企业规模越小的行业劳动边际产出价值越低
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也存在明显差异。各行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与各自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大企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明显要高于小企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其中，平均资产规模排名前1/3行业的MRPL是排名后1/3行业的两倍以上。
中国的要素错配程度明显高于美国，效率改进的空间很大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劳动边际产出价值的离散程度比较稳定。90年代初期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之后市场化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后来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使市场体系更加完备，劳动力流动比之前更加自由。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劳动边际产出价值的离散程度缩小，说明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大幅提高。2002年之后到金融危机之前MRPL的离散程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而近五年来，这一离散程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说明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有所改善。为了分析未来制造业内部资源配置可能的改善空间，这里将中美之间制造业内部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离散程度进行对比。
造业内部行业之间MRPL的变异系数。结果显示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制造业内部行业之间MRPL的变异系数平均值达到1.3左右，而美国只有0.3左右。这说明中国制造业内部劳动力错配程度要远远大于美国。如果以美国作为标杆，中国未来通过降低要素错配程度提高制造业TFP的空间仍然很大。
前面的分析显示，过去三十多年结构调整和资源再配置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出当前无论是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规模企业之间，还是在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扭曲。国际比较分析则揭示了未来中国通过结构调整和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的巨大空间。如果能够继续挖掘资源再配置的潜力，未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将会得到明显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也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进。从根本上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是要消除要素流动的障碍，让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从政策层面来看，就如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提出的，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降低资源错配的程度，继续获取资源再配置的收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