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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透视
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特征更趋明显，碳排放增速逐步趋缓的态势进一步得到确认。
为防控产能过剩、政府债务等问题演化为严重风险而主动采取的紧缩性措施，短期内也可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减少排放。
为提供涉及面最广的公共产品——清洁空气所采取的大气治理措施，有助于绿色增长点的形成。
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以更好地反映其全生命周期成本，一方面有利于减缓粗放型部门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改善要素配置结构，孕育促进新的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点。
本章将在回顾2013年经济运行和排放情况的基础上，对排放的长期预测进行滚动调整，并重点展望2014年的排放变化。之后再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和政策调整所孕育的新的更高质量、更绿色、更可持续的增长点进行分析。
2013年回顾：更有力减排措施的效果尚未充分显现
2013年为了促进节能减排，采取了如下几方面的积极措施。
第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门通过加强节能评估审查、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用地预审，进一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严控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
节能环保和新能源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更大力度的扶持。2012年国务院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及一系列配套政策之后，北京、上海等26个省市相继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规划或指导意见。“新兴产业创投计划支持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已达138只，资金规模达380亿元，其中主要投资于节能环保和新能源领域的基金有38只，规模近110亿元”（国家发改委，2013）。
服务业发展规划和营改增等措施的实施，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2012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十二五”时期服务业发展的意义和目标，将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
第二，各行各业推动节能。为落实《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等，2013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对省级人民政府进行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并纳入政府绩效管理。同时，通过财政奖励资金等方式，促进重点节能改造工程、高效节能技术和产品产业化示范、重大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监察机构能力建设等项目的实施，累计形成1979万吨标煤的节能能力（国家发改委，2013）。
鼓励研发和推广节能技术与产品等措施，带动生产工艺过程节能。国家发改委发布第五批《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公布12个行业的49项重点节能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工业节能减排先进适用技术遴选评估与推广工作的通知》，筛选出钢铁、化工、建材等11个重点行业首批600余项节能减排先进适用技术。
通过完善节能标准标识制度推动居民消费和公共部门节能。截至2013年5月底，能效标识已覆盖28种终端用能产品（国家发改委，2013），涵盖范围包括工业设备、建筑、居民消费、公共部门等。全国城镇新建建筑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基本达到全覆盖。
通过政府采购和补贴措施带动节能产品推广。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推进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更新发布了两批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继续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安排中央财政资金300多亿元，推广节能家电、节能汽车、高效电机、绿色照明产品等，累计形成年节能能力1200多万吨标煤。
第三，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围绕清洁能源发展，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规划和意见。
上述多方面的节能减排措施的效果，尚未在2013年立即显现。2013年全年单位GDP能耗比上年下降3.7%（国家统计局，2014）。考虑到能源结构的优化，单位GDP排放下降幅度估计在4%左右，低于2012年5.02%的下降幅度（国家发改委，2013）。由此可见，中国节能减排的短期形势仍然非常严峻。
有利于减缓排放增长的具有长期意义的新趋势
2013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不少方面呈现出重要的新变化，进一步确认了经济增长正在历经阶段转换，也预示着碳排放总量增长速度将明显减缓。
第一，潜在经济增速进一步降低，排放总量增速将放缓。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导致的增速减缓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也获得了更广泛的共识，中央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这种趋势。增长阶段转换标志着工业化进程迈入了新的阶段，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低能耗、低排放产业，将成为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刘世锦，2012）。
第二，经济结构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也将导致排放总量增速放缓。2013年服务业实际增速超过了第二产业。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主要工业产品、资本品、基础设施、住房和居民耐用消费品保有量逐步接近饱和，在外需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这些部门的生产活动将主要用于所保有产品的更新，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将因此降低。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需求收入弹性较高、能耗低的服务业需求将持续增长。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实际增速相对格局发生变化的同时，两者的相对价格也在发生趋势性变化，这正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体现。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将导致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价格上升。而且，国内人口结构老龄化所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将加剧这种趋势。
未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的相对变化和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化，将使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之后，继续提高。这种产业结构的趋势性转折意味着能源消费强度将以更快速度下降。
第三，为化解产能过剩、防控政府债务严重风险而主动采取的措施，也将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排放增速。过去十多年高速增长特别是最近五年来的高速增长，积累了不少风险因素。其中，制造业产能过剩和政府债务快速积累这两个因素，已经引起中央政府高度关注。
2013年针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和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产能利用率低的情况，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压缩这些高耗能行业的产能，一方面将减缓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将降低国民经济的能耗强度。
另外，地方政府为推动工业发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服务等，积累了大量债务。《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表明：“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7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3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万亿元。”（国家审计署，2013）防控债务风险，实际上是一个去杠杆过程，会给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程度的紧缩效应，从而降低能源消费和排放量。
第四，普惠地提供涉及面最广的公共产品——清洁空气，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将促进节能减排。2012年，北京等北方地区发生持续雾霾天气。进入2013年，雾霾天气扩散到华中和华东等更大的范围，甚至海南也受到了影响。雾霾的特点是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
雾霾大面积集中爆发表明，单纯依靠排放强度控制难以满足治理大气环境的需要。已经观察到的事实表明，随着排放总量的增长，特别是排放总量超过一定阈值之后，雾霾的负面影响并非以相同的速度线性扩大，而是以更快的速度扩大。因此，必须在实施排放强度控制的同时，加强对排放总量的控制。
针对这种局面，政府拟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系统措施。2013年国务院制订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推动产业技术水平提升、能源效率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优化。
第五，全面深化改革，将带动能源消耗强度和排放强度降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使资源要素相对价格更好地反映其全生命周期成本，这一方面会减缓粗放型经济部门的增长，另一方面也会改善各种要素的配置效率，孕育新的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点。
上述五个方面的积极因素的节能减排效应，在短期内不会立即显现，预计要在“十三五”及之后的时期，才会对排放产生明显影响。
排放增速长期内趋缓态势进一步确认
碳排放取决于经济总量、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的碳强度三个因素。2013年初，对照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我们发现，通过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中国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可以明显降低。但是能源强度的降低空间，用不同口径的GDP数据得到的结论差异很大。
具体而言，如果用2005年购买力平价标准衡量GDP所得到的中国能源强度水平，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可比发展阶段的情形，从而中国能源强度水平有较大降低余地；但如果用1990年国际元衡量GDP所得到的中国能源强度水平，已经接近甚至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可比发展阶段的情形，从而中国能源强度水平进一步降低的余地非常有限。
但是，如果将发达国家从和我国目前人均GDP水平相当时点，到与我国十年后人均GDP水平相当的时点，能源强度累积降低的比例，与我国未来十年能源强度降低目标比例进行对照，则我国节能目标有可能实现。
2013年中国出现的上述新现象，有可能促进形成更加乐观的节能减排局面。在具体分析之前，首先介绍基础数据出现的新变化。
基础数据调整提高了能源消费和排放的基数
中国政府尚未公布系统的碳排放数据。因此，我们预测的基础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的WDI（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考虑到WDI的CO2数据来源于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为此，在WDI尚未更新的场合，我们直接引用后者的排放总量数据。
按照世界银行WDI的数据说明，其能源消费的碳强度数据，也来自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但我们无法从该实验室得到碳强度数据。不过，通过简单的计算验证，WDI的碳强度数据实际上就是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碳排放除以能源消费量得到的结果。
因此，我们研究中所使用的碳排放数据来自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而能源消费数据来自WDI。能源消费的碳强度数据则根据两者推算得到。
但是，WDI的能源消费数据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与中国官方数据不吻合。比如，2012年WDI报告的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数据，历年数据均高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数据；而且变化趋势不一致。2013年也存在这种情况。第二，WDI能源数据本身，在年际之间的调整幅度也比较大。比如，经过比对发现，按照2013年更新后的WDI能源消费数据与2012年发布的WDI相比，对中国能源消费最突出的调整是，把中国2010年能源消费总量调高了4.12%。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费强度降低了19.1%。按照2012年WDI数据，中国“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费强度降低了18.8%，比中国官方数据低0.3个百分点。但是，按照2013年WDI数据，中国“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费强度只降低了16.7%，比中国官方数据低2.4个百分点。WDI调高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显然会对我们预测中国排放数据产生较大影响。
再如，按照中国官方数据，2012年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11年下降5.02%（国家发改委，2013）。但是，按照美国能源部橡树林国家实验室的碳排放数据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GDP增速数据推算，2012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只比2011年下降1.65%。这里有一个不可比的因素是，发改委所指的二氧化碳排放，可能综合考虑了碳汇等因素后的净排放，而美国能源部橡树林国家实验室的数据，仅仅考虑能源消费和水泥生产相关的排放。不过，即使剔除这个不可比因素，中国官方数据和WDI数据之间也存在较大出入。考虑到中国并没有明确公布实际二氧化碳排放值，而本章预测又需要给出排放数值，所以我们继续沿用WDI的数据。
对未来碳排放预测的更新
上述对节能减排具有长期意义的新因素，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的碳强度降低幅度的轨迹，进而减缓排放总量增速。
但是，考虑到两方面的因素，我们没有对排放总量增速做根本性修改。第一，本章开始部分指出，2013年初的预测中，之所以认为中国降低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目标能够实现，所参考的是一条间接的国际经验，而不是直接的经验。我们认为这些新的具有长期意义的节能减排因素，将使得中国实现既定节能减排目标的把握性进一步提高，但不会使中国节能减排的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在相近发展阶段上的情形。这是因为，目前出现的这些新趋势，发达国家在相近发展阶段不同程度上曾经出现过。第二，上述基础数据调整，提高了目前的排放基数，由此带来的影响需要在未来加以消化。
这样，我们假定节能减排的新的积极因素能够把基数提高的影响，在2020年前消化掉；并假定2030年能源强度能够线性降低到美国2011年的水平。
美国2011年能源强度为158.25公斤油当量/1000美元GDP（2005年不变价格PPP）。还假定能源消费的碳强度线性降低，于2030年降低到2.4公斤CO2/公斤标油的水平。
该水平已与除法国外的大部分发达国家目前水平接近。而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很难达到法国的情形。基于这些假定，我们给出如下碳排放的预测。
2014年节能减排将呈现两方面突出特点
2014年最突出的特点，将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围绕治理大气环境、化解产能过剩等所实施的措施，带动节能减排。大范围的雾霾不仅影响到居民日常生活，甚至影响到投资环境，影响吸引人才和投资的氛围，影响到企业家持续经营的信心。治理雾霾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的共识。
2013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总原则，并根据行业特点，分别提出了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分业施策意见，确定了当前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八项主要任务。这项安排的效果，将在2014年乃至更长时期内逐步显现。
第二，2014年全国各地、各层级政府开始主动调低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和“十二五”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目标。这种调整带来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将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而带动节能减排取得新的进展。
全面改革和绿色治理推动绿色增长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节能减排角度看，可以把这种影响概括为：“全面改革和绿色治理推动绿色增长”。
关于“绿色治理”的概念，请参见王金照等（2013）。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全面改革将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和产业结构，提高单位能源消耗和单位排放的产出水平。《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决定》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将带来几方面的积极效果。（1）各行各业的要素配置效率将进一步提高；（2）各行各业的技术水平将持续提升；（3）低能耗、低排放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将更快地发展。国民经济整体的能耗强度和排放强度将因此而持续降低。
第二，《决定》提出的绿色治理措施，将促进节能环保产业本身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2012年底，中国节能环保产业产值达到2.7万亿元（国家发改委，2013）。《决定》提出的如下措施，将促进中国节能减排产业本身继续快速发展，成为拉动经济的新的高质量增长点。
（1）“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这些措施将形成充分反映资源环境要素全周期成本的价格体系，引导能源和排放容量的优化配置。
（2）“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将形成充分反映外部性的税收体系，也会促进能源和排放容量的优化配置。
（3）“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将形成体现更高生态环保要求的市场准入门槛。
（4）“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将孕育更加灵活有效的生态环保市场体系。
（5）“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将形成对政府的绿色考核，引导政府转变职能，更加重视绿色发展。
（6）“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将形成更严格的生态环保法律责任体系。
第三，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收入弹性较高的生态和环境资源的相对价格将不断提升。这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开辟绿色增长路径。
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迈向高收入的过程中，并不是把所有国土空间都进行同样深度的开发。大量人口和高生产率的经济活动，往往只积聚在大江大河三角洲和少数核心城市地区的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内。而大量其他地区将维持自然的原生态。这些地区稀疏而居的人口，通过其居住地原生态环境和自然产品供给弹性小、需求收入弹性高两种效应的综合影响，而分享城市地区生产率提升的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巴萨拉—萨缪尔森效应。这样，目前阶段经济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可以走出一条绿色增长路径。
《决定》提出的如下措施，将促进这些效应的释放：（1）“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2）“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移地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