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呷了口茶水，爷爷随手磕了磕已经吸完的烟袋锅子。我赶紧递上烟袋荷包，爷爷慢悠悠的装上一袋烟，美美的吸了两口，接着又讲起了故事。
“爷爷，咱们渤海盐场刚建场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您老给讲讲呗。”
“唉，孩子，当时那个年代，是真的艰苦啊。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咬着牙硬挺过来的。是新中国和共产党给咱们盐场带来了新生，支撑着我们那一代人在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建场的信念，就是心中有党啊。”
说完这话，爷爷又是唏嘘不已。
1959年的益寿县北部，号称“北大洼”。
这里濒临渤海，是小清河入海口。而渤海盐场的建场地址，就是典型的潮汐地带。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蒌蓬、黄蓿等荒草。地里的野兔、野鸡和蛇鼠、刺猬等动物经常可见。
这里还有一种盐碱地特有的鸟儿，叫“鸭蓝子鸟”，凌晨三四点就鸣叫，盐工们管这种鸟的叫声为“拔哨”。
在那个年代，手表和钟表还是个稀罕玩意，盐工们每天早晨上班都是听着鸭蓝子拔哨起床的。
“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一片红，冬天更凄凉。”这就是旧社会的真实写照。
距离此地不远有一个六股路村，还有一句传唱至今的歇后语。“六股路村套知了——窝里等。”
为什么说窝里等呢？
原来此地是盐碱地，生存环境荒凉无比，而且整个村里只有一棵树。夏天的知了一旦飞走，转来转去没有树木可以落脚，只好再次飞回到这棵树上，所以想套知了的人不用东奔西走的忙活，在原地守候就行。
由于刚建场，头绪多，任务重，可以说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场里成立了筹建领导小组，组织了党员突击队，爷爷还是党员突击队的队长呢。
建场初期，房子还没有盖起来，大家就地取材，搭建窝棚，铺上点干草，睡地铺。晴天还好说，就怕阴雨天气。尤其是连阴雨，几天不开晴，窝棚里的被褥和衣物都长了毛。盐工们打趣的说，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了，窝棚里还滴答。
建盐场，被人们俗称为“建滩”，这可不是个轻快活。那个年代，没有大型推土机械，只能靠人工和小推车。
在广袤的北海滩涂，夏天高温炙热，蚊虫肆虐，小咬（一种类似于蚊子的小虫子）叮起人来可狠呢。很多工友的皮肤都被挠烂了，不停地淌着血水和黄水。
冬季寒冷异常，咸涩的海风，伴着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寒流经常光顾这里，有的时候呵气成霜，滴水成冰。
在那个年代，干群关系非常团结。第一届渤海盐场的党高官和场长是一位年长的武工队长转任。他为人热情豪爽，善于做动员工作，经常带领班子成员和筹建小组的干部在建滩一线，与盐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作之余，还不时地讲一些战斗段子，引得工友们哈哈大笑，热情高涨。
爷爷至今还清晰的记得，在冰天雪地里，他和工友们打着赤脚在泥水中抹滩，他的脚趾甲都冻掉了好几次。
铁锨刨不动，就用镐头。一镐头狠狠的刨下去，结果只是一个白印子，震得人手臂发麻。
肩挑，手推，人拉，所有的办法全部都用上了。哼哧、哼哧，哈出的热气都冻成了冰坨子，粘在胡子上，往下一拽，生疼生疼的。
由于长期在咸水里劳作，很多工友的手上脚上都裂开了口子，被咸水齁的生疼。这种情况，直到几年后场里配上了长筒胶靴和手套以后，才有所好转。
爷爷和工友最难忘的日子，是建滩完成，场里召开表彰会喝庆功酒的日子。
爷爷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党员，披红戴花站在领奖台上，可神气呢！
其实，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奖金的概念，多以精神鼓励为主。一般都是场党委领导给颁发个喜报，还有印有伟人头像或者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茶缸、毛巾等物品。
虽然这些东西现在看来不值钱，但是在当时来讲，也算是奢侈品了。
每次爷爷把喜报和奖品拿回家，奶奶和全家人都是乐呵呵的端详半天，然后才把喜报端端正正的贴在土炕北面的墙上。
是爷爷那一代盐工，凭着对党的无限热爱，凭着一种高度的自觉和感恩精神，才战胜了重重困难，在荒芜萧瑟少有人烟的北海之滨，建成了初具规模的渤海盐场。
爷爷手捋着胡子，笑着说：“晶儿，俺们那个年代，虽然说一穷二白，但是有一颗火热的心。咱们渤海盐场，当年建场，当年就生产海盐几千吨，还受到了昌潍行署和省一轻系统的表彰奖励呢！”
休息了一会，爷爷继续说，那个年代的苦和累，不是你们这代人能够想象的。
刚参加工作之时，每月只有10几元工资，除了留下一部分生活费，一大部分要交给家里，你奶奶在家里拉扯着你爹和一大家子人口。还要从里面拿出一些交给小队里。
“啊，还要给队里交钱？为什么？”
“傻孩子，俺们能够去盐场参加工作，都是队里推荐的。村大队和小队根据村里每户人家的困难程度和劳力情况，从一些根正苗红的家庭中推荐了我们十几个小伙子。我们的户口还在村里，交钱是为了顶替义务工工分。”
“奥，明白了。爷爷，那么后来和您一起参加工作的同村伙伴怎么样了？”
“唉，难啊！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差，盐场又是个重体力的脏苦累活，他们实在受不了这个累，结果都卷起铺盖回家了。由于我是个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咱们可不能给党丢脸啊，所以这才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我呢，推过小车，抬过几百斤的大盐筐。当时的饭食，主要是高粱米加上地瓜干，每顿饭每个人只能给两个窝窝头，因为没有自来水，建场初期喝的是苦咸水，北部风大，吃饭的碗里还经常会有沙子。最难吃的还是一种叫做“返销高粱”的植物，好像是一种杂交高粱，个头不大，高粱穗子很大，但是品质不好，很难下咽。
那个年代，正赶上年景不好，庄稼收成低，各行各业都不富裕，能有的吃就算很不错了。
这样干一天活下来，经常饿的我眼冒金星，前胸贴着后胸，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为了把活赶上去，为了活命，我和工友们吃过黄蓿菜种子，烧烤过老鼠、刺猬和蛇，总而言之，能入口的东西，俺们工友都吃过，甭提多艰难了。
别看日子过得艰难，但是盐场的精神生活也不那么单调。场里有文艺宣传队，咱们场里1971年在北洼还率先购买了第一台电视机呢！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爷爷轻声的哼着小曲，慢慢的睡着了。
我知道，在爷爷的心里，装满了回忆。
记得爷爷讲过，他老人家最难忘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1959年发生的一次大地震。
1959年，对全国大多数地区和多数人而言，应该是平凡的一年。但是对于渤海盐场来讲，可以说是“雪上加霜”灾难频发的一年。
这一年，场里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的自然灾害。
据《渤海盐场场志》记载：
2月13日，天降大雨雪，大冷，出现“雨凇”。场内交通终止，高低压线路和通讯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损失很大；
4月23日，发生特大海潮，潮位高达6.74米。大片盐田被淹没，化盐1.8万吨，各种料具冲毁丢失严重，损失价值50余万元；
6月18日，渤海湾发生7.4级地震，场机关驻地东侧出现60厘米洞孔并冒出黑水岩浆，大部分职工家属暂时迁移到离场区20多里地的南河乡以南，全场短时停产。
天降大难，工人就要拼命大干。从那以后，爷爷和他的工友们，就全身心的投入到自救重建和恢复生产中，艰苦奋战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
最让爷爷感动的，是场党委、党支部书记和场里的党员同志们，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危险面前不退缩，困难面前不低头，始终坚守在生产一线，直到最后一个工人和家属撤出场，他们才肯转移到安全地带。
第二件事，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发生的几次大海潮。当时的情景更加骇人。
爷爷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连续刮了好几天东南风，接着又转为了东北风，下起了暴雨，狂风暴雨引发了渤海湾大海潮。
场里的党员领导干部全部下到生产一线指挥调度，带领大家夜以继日筑高堤坝，加固池堰，排设麻袋包，应对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
狂风足足有十级以上，刮得人都站立不稳，猫着腰才勉强行进。豆大的雨点打在人身上和脸上，打得人生疼，分不清雨水还是汗水。
关键时刻，还是场党委带领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爷爷和突击队员们全力保护堤坝安全。
类似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很多。在渤海盐场的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总是能看到党员干部的身影。
爷爷曾经自豪的对我说：“孩子，在俺们那个年代，有一句口号特别响亮，叫做困难面前有我们，党员面前无困难。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前几年爷爷身体好的时候，我曾经想过给爷爷写一本自传或者回忆录，可是爷爷态度很坚决的拒绝了。
每当这个时候，爷爷的眼眶里总是蓄满了泪水，好几次我都看到爷爷偷偷的抹着眼泪。
后来还是听奶奶介绍我才知道，爷爷说，自己能够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活着回来，就算是莫大的幸运和造化了，想一想那些牺牲的战友，有的至今还长眠异国他乡，有的甚至还不知道名字，对比他们的巨大牺牲，自己这点事，有什么可写的？更没有什么好宣扬的。
作为建国前的老党员，爷爷始终高度自律，生活简朴。前几年身体好的时候，每年的医疗费花的很少。
大家应该知道，作为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党员，医疗费用在单位上都是实报实销。虽然爷爷不是国家干部，但是他对自己和家人严苛的要命。
他给家里人“约法三章”：家里人的医药费自己负责，坚决不能和他的药费混同着报销。最近几年，他下半身瘫痪，常年卧床，还是坚持能少吃药就少吃药，能不用药就不用药，严格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爷爷的一行一动，对后代的成长帮助极大，也养成了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爹爹和我的三观，使我从小就对共产党，对党员有了一个崇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