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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一代英主！
在李承乾的认知当中，这个两个词完全是不可能被联系在一起使用的，从记事开始，他所听到的，都是那些师傅们在说，前隋炀帝是如何的暴虐成性，如何的穷奢极欲，如何败坏了大隋江山。
可如今，薛琰却说前隋炀帝当得起一代英主，这无疑是在李承乾的耳边响起了一道炸雷，让他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柴令武已经被吓傻了，手不自觉的按在了剑柄上，或许在他的眼中，薛琰已经成了前隋余孽，是他这种大唐忠臣英杰，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薛琰也知道自己的言论过于惊世骇俗了，隋炀帝的形象，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的心中就是一个暴君的代名词，但是，放在后世，当抛开了那些成见之后，再来分析隋炀帝这个人物，相信只要秉承着一颗公正之心的人，对隋炀帝的评价，都会是一样的一一暴却不昏。
在历史上，隋炀帝杨广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一向都被人们视为与殷纣、夏桀齐名的暴君，而且他两世亡国，连守成都做不到，更被看做是秦二世胡亥、蜀后主刘禅那样的庸才。
由于儒家一向唯胜者论，在修史之时，对这个前朝皇帝蓄意进行了丑化，无视治国的复杂，把亡国的责任全部都简单地推到杨广一个人的头上，让皇帝一个人去承担所有的历史责任，以致于大部分人都误认为，正是由于杨广昏庸糊涂、暴戾刚愎，才会把天下百姓逼得走投无路，却忽略了导致民不聊生和大隋覆亡的真正根源一一门阀之祸，才是改朝换代本质的推动力所在。
其实在历史上，杨广很有才华，头脑精明，是个颇有进取心的帝王，在历朝君主中绝对属于贡献卓著者。
杨广能文能武，上马领军，下马赋诗，也是一位综合素质非常高的帝王，对于治国，杨广曾有过相当恢宏的抱负，气魄之大不亚于历代雄主，而且许多抱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开凿大运河、开创科举制度、亲征打通丝绸之路等行为中，无不蕴涵着过人的创举和勇气，都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和民生价值，这也充分证明了杨广是一位有为的君主，而不是很多人认为的享乐派。扳着指头历数中国的诸家帝王，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甚至把康熙、雍正这些满人皇帝都算上，以历史功绩而论，除了嬴政之外，也无一人能与“暴虐昏庸”的隋炀帝相提并论。
然而，历史毕竟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杨广身死国灭，所以他的这些功绩和优点便都被恣意抹煞，之后历经多年，又被历史的迷雾重重遮盖，已然少有人知。
如今留在大部分人心底的，不过是一个昏聩无能、荒淫暴虐的肮脏形象，就像李承乾就是这么认为的。
而事实上，杨广是一位雄才大略，报负广远的帝王，在登基后修运河，复长城，立科举，强集权，去豪强，除后患，终其一生，曾为国为民推行了无数善政，更为国家和中原百姓立下过重大功绩。
若论贡献之大，在历代皇帝中鲜有能比肩者，纵观华夏历史，唯有名声同样不佳的始皇帝方可比拟。
杨广在继位之后，巡视边塞，开拓疆土，打通了西域的丝绸之路，开通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的繁盛一时与他密不可分。
同时，杨广对隋初的经济、文化、民生均有重大贡献，一生中推行了许多有利于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的善政。
在军事方面，杨广在即位前，就曾参与过对突厥和契丹的战事，皆大有所获，大业五年亲征平定吐谷浑，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扩疆五万里，还先后征服了南越、流求，迫降东.突厥，一时四夷慑服，均思与中原修好。
即位之后，更是创下了“地广三代，威振八方，单于顿颡，越裳重泽”的辉煌局面，在一系列开疆扩土的行动中，隋炀帝率先建立了“过于秦汉”的疆域，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朝廷控制的民户达八百九十万户，全国统计出的人口四千六百零三万人，一时一派明君盛世景象，连对后世杨广成见很深的司马光也不得不在《资治通鉴》中承认：“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当然，历史都是具有双面性的，杨广一生固然为国为民做出了很多重大贡献，曾一度展现出一代英主、千古明君之气象，但由于门阀体制的桎梏和他自身性格的缺陷，到了治政的晚期，竟然走上了昏聩怠政的道路，令无数曾经钦佩景仰他的臣民大失所望。
虽然大隋最终的崩塌是无数人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归罪于炀帝一人，但作为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对于大隋的亡国，以及百姓在战乱中的流离失所，尸骨遍地，杨广显然都难辞其咎，毫无疑问应该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杨广为人喜欢摆谱，好面子，爱搞排场，是一个奢靡浪费，崇尚浮华，挥霍无度的帝王，大隋朝连续三次伐高句丽无果，已然丧尽了威信，但到了这种时刻，他还不知道善待百姓，反而听信一些书生之言，大造宫室以示太平。
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的观文殿刚刚落成，就又建了仪鸾殿，并紧跟着下旨修建南方行宫，计十六座，极尽奢华。
建造显仁宫时，杨广遣人大力搜罗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又下令各地贡献草木花果、奇禽异兽。又将被杨玄感放火烧毁的龙舟重新修葺，比原来的更加富丽堂皇。还在东都西郊修造西苑，方圆达二百里，耗资极其巨大。
当然，在历代君主中，如杨广般大建宫室者比比皆是，倒也并非杨广一人如此。杨广固然奢靡，但在帝王中也不过中等，仅仅指责他挥霍无度，却对其他奢侈浪费更甚的君王视若不见是不公正地。
便是号称千古明君的太宗皇帝也绝不是俭省之君，他大修宫殿，宫中多用金玉装饰，靡费颇大，私造宫殿的数量规模更是隋炀帝的数倍。
不过太宗皇帝运气好，他抢到手的新帝国正朝气蓬勃，大建宫室时天下太平，所以并无逼反百姓之忧。而杨广在天下已乱后，仍然不改奢靡，就不免失了审时度势之明。
杨广生性贪慕虚荣，每当其它国家的人前来朝拜，他便会产生一种极强的满足快感，所以在亲自远征打通丝绸之路后，他便急急邀请塞外诸胡到中原来游玩朝见。
为了在周边国家、部族面前充门面，炫耀大隋的富足，他还命令西域商人所过郡县必须殷勤招待，沿途白吃白住，饭店酒肆不准收取分文，令沿途百姓不堪其扰。
为了向外族炫示豪富，杨广下令将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把彩帛缠在树上，结果西域人看后反而觉得不解：“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大隋和西域商人的贸易原本应该是双方互利地，但隋炀帝所做的却是赔本的买卖，让西域商人们免费吃饭，免费住宿，走时还给予很多的赏赐，用巨额国财换取自己大方仁厚的虚名，最终面子是赚足了，钱也赔老了。
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式贸易，小国前来朝拜，藉此从中华得到大量的金珠赏赐和急需物资，而中原帝王则得到万国来朝的荣耀。
杨广的朝贡式贸易使国家耗费了巨额钱财，百姓也因此负担大增，在丝绸之路打通后，本应给百姓带来极大好处，可在短期内却反而给百姓带来了负担。
隋文帝交到隋炀帝手中的大隋朝虽然号称富庶，但却只是国家储备富足，与汉代文景时期藏富于民不同，富得并不扎实。
即使在三征高句丽之前，隋朝百姓的贫富差距也很大，底层百姓的日子十分清苦，缺吃少穿，所以杨广这种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文治武功，慷百姓之慨的做法，难免让人们心里都不舒服。
牺牲自家百姓的利益，去博取外人的几句称赞，这充分暴露出杨广不知爱惜百姓的特点。他是一位极富进取心的有为君主，却绝非一个体恤民间疾苦的帝王，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过失，也是促成隋末乱局的重要根源之一。
正是因为杨广生具行事任性，不恤百姓的性格，才会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压根儿不管百姓们能否承受，而其他庙堂重臣高高在上，也不会在乎底层百姓的死活，所以隋廷征发、聚敛无度，最终逼反了不计其数的老实百姓。
在三次征辽的过程中，隋炀帝先后征用了三百多万民夫，很多人活活累死病死在路边，全国大量地方出现男丁不足的现象，不得不靠妇女和老人来从事生产。
一征高句丽失败后，他在国力尚未恢复前就发动第二、第三次征辽战争，逼反了无数百姓，一个能顾惜子民死活的帝王不会像杨广这么急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