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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琰要加深李承乾，以及背后太宗皇帝对他的印象，自然要下猛料，彰显炀帝之功，虽然可能会犯了太宗皇帝的大忌，不过想以太宗皇帝的圣明，胸怀之宽广，总不会与他一个少年郎计较。
薛琰思虑了片刻，道：“以我之见，前隋炀帝当得起一代英主之称，毫不为过。”
柴令武不服，他柴家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跟着李唐皇室造炀帝的反，如果炀帝是一代英主的话，他们这些造反的是什么，都是乱臣贼子吗？
“你说炀帝是一代英主，他有何功绩，当得起这四个字？”
薛琰笑道：“炀帝当然有功，不但有功，而且还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纵然是与秦皇汉武相比，也不遑多让！”
柴令武气的直接暴走，跳了起来，怒道：“好！既然你说炀帝有功，便要有理有据，倘若信口胡言，我决不与你善罢甘休！”
薛琰并不以为意，道：“炀帝之功有四，其一，平定南陈，一统天下，结束了自汉末三国以来近四百年的战乱局面，令分裂了近二百年的九州重铸为一体，更让中原百姓从三四百年之久的战乱时代中脱离出来，这难道不是功劳。”
柴令武一愣，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是李承乾也是眉头紧锁，细细的思考起来。
薛琰接着道：“其二，开凿南北大运河，弊在当代，功在千秋。”
柴令武闻言，心中一喜，当即反驳道：“这如何能说是功，炀帝开凿运河，让天下百姓苦不堪言，百姓不堪其苦，纷纷揭竿而起，致使隋朝灭亡，你却说这是功，岂不可笑！”
薛琰自然知道，后世，人们评论炀帝之时，他的罪状之一就是修建了功在千秋的大运河，征发河北民夫一百余万，用了数年时间，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余杭的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贯通，南北航路自此连为一体。
大运河全长五千多华里，堪称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同长城一样，都堪称是华夏百姓靠人工构筑的奇迹，对中国历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华夏文明来说，其意义远比长城更为重大。
从宏观上看，大运河将黄河流域这个政治中心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连接起来，成为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极大地促进了江南、江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令两个流域的文明逐渐融为一体，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融合，大大增强了华夏内部的凝聚力，在巩固并加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意识方面居功至伟。
炀帝修大运河的举动，虽然给当时的河北百姓带来了沉重的徭役，但利在千秋万代，论起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后人少有能与之比肩者，可谓弊留当代，功在千秋。
运河修好后，在之后的几百年间还有效地分流了黄河水患，直到宋代发大水时，这条千里隋堤还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
大运河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长城，没有秦长城，就没有汉王朝的繁荣，汉王朝在秦长城的箳篱之下快速完成了农耕文明的升级，国力大幅增长，最后在漠北击败匈奴，为汉民族取得了在远东大陆的话语权，也扩展了汉民族的基本生存空间。
同样的，没有隋运河，就没有唐王朝的强盛，唐代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继承了炀帝所开的大运河，得以将江南的财富和粮食快速而低成本地向黄河流域输送，从而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更使得唐王朝能够同时向远东大陆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同时派遣两个世界级的远征军团，进而靠军事胜利攫取了大量的国家利益。
可以说，正是这个让大隋劳民伤财的大运河工程，为唐帝国在世界上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薛琰道：“方才在下说了，炀帝为君，暴却不昏，大运河自修成后便成为沟通华夏南、北两域最重要的水上运输要道，日运财货百万，惠及两岸，如何不是功？”
柴令武一时语塞，很显然，他也只看到了炀帝开凿大运河，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徭役，却忘记了，时至今日，炀帝修建的大运河，依然是大唐朝廷十分依赖的用来沟通南北的水上要道。
薛琰见柴令武不说话，接着道：“其三，开疆扩土五万里，建立了过于秦汉的辽阔疆域。”
这一点，柴令武无法反驳，因为事实明摆着，炀帝自即帝位，之后没多久，就对高句丽、吐谷浑、突厥等周边数股势力发动了战争，这说明炀帝在即位之初雄心勃勃，有很强的进取意识，已把目标定为开疆扩土，做千古明君。他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业”，便是一种对自己的期许。
炀帝先派韦云起去突厥借兵两万，然后以借道为幌子，率突厥兵突袭契丹大本营，大败契丹，俘其男女四万余人，大大阻止延缓了契丹的崛起。
一名文官仅凭着伶牙俐齿，便成功联合了东塞数十部落，不费大隋一兵一卒就将刚刚崛起的契丹打入谷底，这种战绩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隋炀帝只派一人，就取得俘敌四万的辉煌战果，可谓把中原“以胡制胡”的战略发展到了极致。
之后，炀帝发兵灭吐谷浑，在其地“设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从而在青海一带开拓了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的数千里广大.疆域。
除了向西北开疆拓土，炀帝还向西南一带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大隋的疆域一时扩张到安南、占婆等地，四裔民族纷纷向汉民族示好。
可以说，在远征高句丽之前，炀帝攻无不取，意气风发，建立了赫赫武功，被举国百姓公认为是一代英主，更被周边诸国所敬畏仰慕，可谓天下归心。
在杨广登基后这几年，大隋兵锋锐不可当，四夷臣服，国威大振，当时的中原使者出塞，即便只带着两、三个随从，也能让万里草原掀起血雨腥风。
契丹头领不过对中原使者流露出些许不敬，转眼之间，数万塞上武士便主动替大隋拔去了这个眼中钉。
大业三年，东.突厥启民可汗来朝入贡，在之前尊隋文帝杨坚后，再次尊隋炀帝杨广为“圣人莫缘可汗”，尊敬地拜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
后来太宗皇帝虽然也被冠以“天可汗”的尊称，但比起杨坚父子开创性地被称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最高可汗，是中华天子兼异族国君的首例，也只能算得上是拾人牙慧罢了。
“其四，倡行进士科，创立科举制度，为选拔人才开创了一条明路。”
炀帝登位第二年，就正式设立了进士科，在华夏畅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自此正式诞生。
科举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更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为中国的育才政策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后世的中国影响极其深远。
虽然科举制度有着不少的弊病，但在当时，却绝对是一种相当先进的选材理念，隋朝之后许多来中国的外国人在看到中国的科举制度后，都赞叹不已。
在隋朝初年，随着魏晋士族门阀的衰落，庶族地主渐渐兴起，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要求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所以魏晋以来以门第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已经难以继续推行。
隋文帝登基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为这些新兴阶层提供政治出路。
此举一方面是想利用他们和士族门阀作斗争，另一方面也是想缓和他们与中央的矛盾，令其忠心拥戴中央政府。
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中夺了过来，削弱了门阀子弟世袭的特权，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还起到了抑制门阀的作用，更大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十分有利于政治结构的稳定，因此一直为历朝所沿用。
而科举制度的另一个优点就是选才比较公平，给广大贫寒士子提供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平台，让没有背.景的才华之士们不致于因为不得志而对朝廷心生怨怼，甚至变成叛军的中坚力量。
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和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出头的机会，更为国家从基层拔擢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大大增加了选官的公正。
这项政策不仅人心所向，更是吸纳民间精英，将其转化为统治者的左膀右臂，以保障王朝平稳发展的高明之策。
在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之后，许多没有豪门血统的英杰才得以“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而且当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也有利于增强政治效率。
隋炀帝登基后，在隋文帝的基础上大大增加了科举的规模和录取人数，还增加了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这一点，柴令武很想反驳，虽然柴家不是五姓七望，但终归出身高贵，与那些世家大族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反驳的话到了嘴边，却又硬生生的止住了，没办法，现在大唐也在执行着科举制度，他若是反驳，岂不是在于大唐国政唱反调。
薛琰说完炀帝的四大功绩，接着又对李承乾言道：“贤弟与以史为鉴，当褒其功，贬其过，以察自身得失，倘若学他人言语，只看到一个人不好的一面，却忽略了好的一面，又如何能做到以史为鉴，完善自身呢？”
李承乾闻言，恭恭敬敬的对着薛琰拱手为礼：“兄长所言，小弟受教了！”
薛琰点点头，强忍着没说出“孺子可教”这四个字，接着又说起了杨广的过失：“炀帝少年时雄姿英发，才华横溢，头脑精明，是一个进取心十分强烈的人，他十四岁时就已经担任大军统帅的重任，领兵北征突厥，令塞外诸胡近十年不敢南下牧马，十九岁时又率领数十万大军扫平南陈诸国，为大隋打下了大片疆土，那时的炀帝可谓光芒四射，让天下大部分贤才，无论世家子弟，还是寒门才俊，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才能够顺理成章、众望所归地取代其兄杨勇，从文帝手中接过大隋江山。
炀帝心高志远，怀抱天下，极欲成为一代圣君，他素来崇拜秦皇汉武，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那样的帝王，做出一番轰轰烈烈、名垂千古的伟大功业，在炀帝看来，不做出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留下千古之英名，就枉为帝王一场。
也正因有此远大的志向，炀帝一直固执地践行着自己的理念，不辞劳苦东征西讨，还时常做出遗泽后世的壮举。
在登基之后，杨广一度有所作为，开文馆，礼儒生，令长安、洛阳一带胡风尽去，文气复兴。
又不拘一格选用良将，使得罗艺、麦铁杖这样出身寒微的人也能与世家子弟同列，一时麾下俊杰云集。
然后杨广运筹帷幄，派遣将士击败突厥和吐谷浑，开疆扩土，又亲征打通丝绸之路，他也因此被周边各国尊为“天可汗”。可以说，杨广的前半生英明神武，是历史上少见的一代雄主。
然而杨广自继位之后，十几年来几乎每年都兴兵讨伐不臣之国，征突厥，伐契丹，讨高昌，攻高句丽，一系列的战争虽然成功地开疆拓土，令四夷宾服，却也把国力挥霍到了极限，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在沉重的兵役负担下，他又同时修建大运河，进一步增加了百姓负担。
而真正致命的还是在这些基础上的三次征辽，每次强行征发数百万人，把大隋拖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民间怨声载道，百姓不堪兵役之苦，为了逃避沉重的徭役而纷纷造反，一时盗匪蜂起，天下大乱。
炀帝的过失就在于他志向过于高远，太想建立伟业，证明自己了，于是试图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做出许多成就，而这些大工程本该由几代人来缓缓实现才稳妥，百姓才好承受。
炀帝的急切之心和他不体恤百姓的性格结合起来，便造成了征伐无度，操之过急，役民过重，这也是隋末乱局出现如此之早，爆发如此汹涌的重要原因之一。
衣食足才知荣辱，可当时大部分老百姓并不太在意什么国家尊严、开疆扩土、宾服四夷，更考虑不到诸项劳民伤财的大工程和对外战争在将来的长治久安意义，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是缸里还有没有明天下锅的米，自己能不能带着一家老小挺过眼前的冬天。
所以在连年的征发和痛苦的生活中，百姓对炀帝的感觉，已经由曾经的崇拜变为了不满，这对一向自信好强的杨广打击极大。
尤其是看到自己一手打造的，不久前还欣欣向荣的大隋王朝竟然已经有了崩塌之象，这种巨大的反差让素来骄傲的炀帝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一直信心满满的帝王一下子垮了，他的精神大不如前，整个人看起来也不像原来那样乐观、雄心勃勃。
炀帝也曾试图要励精图治，革除积弊，重整气象，但当他坐在龙椅之上想有些做为时，才发现这个帝国早已摇摇欲坠，早已经有了一套完善的盘剥百姓、非法攫取财富的流程，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即使他贵为皇帝，也无力与这张庞大的利益网做对。
所以虽然他的许多改革政令相当不错，但在大部分执行者都阳奉阴违之下，也根本无法真正落实，有些甚至还会被歪曲成祸民的乱命，而受害的百姓又会把不满归结到颁布政令的皇帝头上，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大隋江山最终崩塌，也是必然。
不过若论炀帝本人，愚兄还是认为其有功有过，功是功，过是过，功不折罪，罪不掩功，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做为皇帝，炀帝显然不失为是一位英主！”
李承乾听了，不禁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才道：“兄长觉得小弟该如何借鉴其功过！？”
薛琰一愣，心道：你暴露了自己身份喽喂！
“嗯~~~~~~贤弟只需记得四个字便是了！”
李承乾急问道：“兄长说的事哪四个字！”
薛琰笑道：“过犹不及！”
打发了李承乾之后，薛琰回忆起自己刚才兴之所至的那番言论，不禁感觉脖子冷飕飕。
太宗皇帝不会听了这些话之后，砍了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