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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城李通家变故是偶然的，我们不妨说说清楚。
因为这个变故，是李通作为刘秀最早支持者付出的极为惨重、而又不可挽回的代价,它使刘秀异常悲愤，又使他更加清醒和冷静：
自己将走上一条不可回头的道路。
他觉得，在这条道路上，可能因为自己的君子之风而在两旁看到无数美丽的风景，但也必然充满血腥的攻略和残酷的杀伐！
原来，李通与刘秀密谋之后，派自己的侄儿李季去京城向父亲李守报告。
不料，李季在半路上不幸染病身亡。这多少要耽误一点儿时间。
好在李守消息灵通，从别的渠道知道了儿子即将举兵反莽的消息，打算逃回家乡与儿子会合。
当然，李守对儿子起事也早有思想准备。
他早就经常给李通讲解“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鼓励儿子寻找机会帮助刘氏宗室光复汉室。
可以说，李通在世事纷乱之际，能勇义无反顾地地舍弃富足的家业助刘反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老爸多年辛苦教育的结果。
这时候，李守的同乡好友黄显知道他要逃，就劝说道：
“现在各个城门关卡都防备得很严，您身材相貌出众，谁不认识您？您又能跑到哪儿去？您不如向朝廷辞官。起兵的事情毕竟还没有发生，或许可以免于一难。”
李守听了黄显的话，认为有道理，立即上书朝廷，要求辞职回家养老。
（守从其计，即上书归死）
不料，李守的辞职报告还没有递上去，南阳郡却向朝廷报告：李守的儿子李通等人图谋在立秋都试日发动兵变！
这还了得。
王莽立即下令把李守逮捕入狱。
黄显时任中郎将，勇敢地站出来为李守向王莽求情：
“李守为官一直忠于职守，听说儿子不像话，不敢、也没有逃亡，而是坚守为官之道，按组织程序向朝廷报告，请求告老还乡。臣愿意拿命作担保，与李守一起去说服他的逆子罢事谢罪。如果工作做不好，让李守北向自刎，也不辜负朝廷多年栽培之恩。”
王莽同意了黄的请求。
但正在这关键时刻，南阳郡又送来报告：李通起兵谋反，事败批捕在逃。
王莽勃然大怒，下令立即杀掉李守。
在紧要关头黄显也没有装孬，舍命据理以争，被王莽连同李守一起斩首。
王莽对待异己向来凶残无度，这次也不例外：李守家眷在京城的被满门抄斩。
南阳宛城这边，除李通与其弟弟李轶、李松逃脱外，家属及族人64人全被南阳太守杀掉，并在宛城焚尸扬灰。
李通家族为这次起兵反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这里我们也记下一笔，在宛城侦知李通起事、报告王莽、追捕李通并灭其满门的，是南阳太守甄阜，时称前队大夫。
大家也要注意，他并不是赤脚医生。
王莽改革官制时黔驴技穷，为改而改，把南阳郡改称“前队”，太守改称“大夫”。
当然，后来刘秀登基又将其改为原称。
这个甄阜不久跟刘秀还有激烈的厮杀。
宛城李家因造反惨遭灭门的消息传来，在舂陵引发一阵强烈的恐慌。
造反的代价太高了！不光要掉脑袋，灭门也是难免的，如果官府刀锋一偏，灭三族、灭九族也是完全可能的。
特别是舂陵子弟，作为刘氏宗室，固然与王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真要带上全家抄家伙起来造反，也不是简单的事儿。
更要命的是，宛城没戏，舂陵子弟就孤立无援，形势十分不利。
一时间，很多舂陵子弟惊恐万状，逃的逃，藏的藏。不少人还大呼上了刘縯兄弟的当，差点儿被害死了！
（伯升杀我）
其实，不光是刚当兵的“子弟”如此，一些刘家的长辈和亲属也很不理解。
不稳定的情绪和混乱的局面迅速形成，很快漫延。
比如刘秀的叔父刘良，就是曾任萧县县长、抚育刘秀兄弟姐妹七、八年，后被王莽政权罢官返乡的那位。
刘秀刚把打算与大哥一道起兵的事儿告诉他，他就十分生气，大声斥责刘秀：
“你与伯升志向性格都不一样，现在他要造反就快要把家毁了，你怎么能跟他合谋当败家子！”
（“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返共谋如是！”）
这里倒有点儿小小的戏剧性。
刘良本是忠厚老实、勤勉本分的儒雅之人，平帝时被举为孝廉，出任萧县令。
哥哥刘钦去世后，他对刘秀兄弟姐妹6人视若己出，悉心抚育，盼望他们个个将来都有出息。
刘良对刘秀尤为看重，认为他知书达理、稳重宽厚、勤于产业，是个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
现在作为家长，看到孩子们要造反，说不定会把全家的性命搭进去，刘良就极力反对。
我们应该理解，只要不危害社会和他人，大家谁都有自己的自由。
我们现在推测，按照刘縯的性格，他要认准干一件事刘良肯定是劝不住的。
刘良只能劝刘秀别跟着瞎掺和。
但是，他只知道刘縯的刚强，并不了解刘秀的坚韧。
在刘縯、刘秀兄弟竖旗宣布起兵这一天，刘良气得挥手大喊：
“你们造反，我就去向纳言严将军告状！”
（我欲诣纳言严将军！）
他说完甩手而去。
刘良说的“纳言严将军”，是指大司农、将军严尤。
王莽改革官制时，把前汉时中央掌管财政粮谷的大臣大司农先改称羲和，再改称纳言。当时甚至于现在，家也不知道王莽到底脑子里进了多少水，这样为了改名而改名又有什么意义。
严就是严尤，他不久跟刘秀也有大仗要打。
刘秀深知叔叔的为人，叔叔绝不会贸然行事，置大家于死地。
他完全相信叔叔是说着玩儿的。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安排人尾随刘良观察动静。
那人悄悄跟着刘良，见他回家后虽然生气，还是像以往那样，坐在饭桌前吃饭。
刘良似乎知道有人来观察自己，边吃边故意大声喊道：
“我非去官府告发你们！”
刘秀听到报告，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让叔叔去告发。
他虽然知道叔叔的为人为事，但造反毕竟不是小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觉得自己必须直接跟叔叔把话说死。
第二天一大早，刘秀来到刘良的住处，见叔叔仍然在生气，开玩笑地问他：
“您准备什么时候到严将军那儿去告发我们？”
刘良沉吟了一下，很害怕、又认真地说：
“我不过吓唬你们罢了，你们何苦非要造反呢？！”
（“我为诈汝耳，当复何苦乎？”）
刘秀一听，放下心来，觉得必须先把叔叔的思想工作做好。造反，自然有很多的理由。
一见刘秀坚定不移的决心和镇定自若的态度，刘良很无奈，不得不同意跟着起义。
我们要说明的是，举兵起义不同于赶庙会，也不同于今天从农村进城看热闹，不仅风险极大，而且过程极为辛苦。
当自己的侄儿坚决要举兵时，刘良的为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自己老了，如果跟着起义，不知将来魂归何处；而要是不跟着侄儿干，有可能立即被官府抓去杀了。
刘良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带领妻子儿女跟着舂陵军走。
当年11月，小长安之战，刘秀、刘縯的舂陵军与南阳郡的军政首脑甄阜、梁丘赐交手。
舂陵军大败，刘良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死于乱军中。这对于年迈体衰的刘良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
当时的情形十分窘迫，舂陵军的物资十分紧缺，甄阜、梁丘赐又追杀不舍，刘良只好骑着牛，一边哭着一边跟着大家逃命。
对于刘良，我们不能要求过高，因为他是个普通人。
就象我们不能要求每个普通人都能象刘縯那样气吞山河，象刘秀那样君临天下，我们对刘良也没有理由苛责。
他为人为官都很平凡，也很尽责。
他已经退职在家休息了，希望安度晚年，希望孩子和家庭平平安安，这在任何时期，都是老年人的权利。
只是，这个世道太混蛋，侄儿们又确实太优秀，怎么办呢？跟着走吧。
其实，在舂陵军起事之初，即使刘秀的至亲中，不理解、不支持的也不仅仅是刘良个别人。
比如邓晨，他始终是刘秀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舂陵军起事最早的响应者，而他的亲友则不然。
刘縯、刘秀在舂陵树旗，他在家乡新野聚众呼应。
当舂陵军攻占棘阳（今河南新野境内），他立即带领亲朋好友投奔刘縯、刘秀。
不久，舂陵军在小长安落败、退守棘阳，新野县长就开始报复邓家，追杀邓家亲友，拆毁、焚烧邓家的祖屋、祖坟。
这样，邓晨的亲友就开始埋怨他：
“咱自己本来家境富足，不愁吃穿，你偏偏要跟着老婆的娘家人往火坑里跳！”
（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
当然，邓晨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我们再回到眼前。舂陵军队伍还没有开拔，即陷入孤立无援、人心涣散的境地，刘縯、刘秀兄弟显然不能坐视。
刘秀清醒地认识到，造反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聊天开玩笑，在这样大战临头的危机时刻，带领这样一支人心不稳、人数也有限的队伍，又没有外援，是极其危险的。
情形十分危急，官府的军队随时可以杀来。
旗帜已树，当务之急是凝聚人心。
他当即决定出一险招。
刘秀敏锐地觉察到，反莽复汉已是人心所向，目前人心恐慌，除了受宛城李通家灭门之祸的影响，还与大哥刘縯本人有关。
与大多数人比起来，刘縯不仅优秀，而且还很杰出。
刘縯为人豪爽、轻财好义、爱憎分明，这是大家公认的。
但是也有一缺点，他性情刚烈、好冲动。
这个缺点平时不太容易引人注意，但关键时候则可能是致命的。
更可怕的是，刘縯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个缺点，而别人提出来时他还不愿承认。
跟着一个很能干、但好冲动的人去砍人，乡亲们这时对起义的前景实在拿不准。
刘秀觉得事到如今，这个凝聚人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自己直接来做了。
一天，刘秀着一身戎装，身穿红色的将军战袍（绛衣），头戴武士使用的头盔（大冠），有意在人群面前走来走去，作出随时准备跟谁干一架的样子。
这一招果然奏效，立竿见影。
大家见刘秀这般打扮，既大吃一惊，又很快安下心来，相互嘀咕道：
“连文叔这样平时谨慎稳重、文雅厚道的人也起来造反了，我们怕什么！”
（谨厚者亦复为之）
这个时候的刘秀27岁，已经到了可以托付事情的年龄。
在大家心目中，他人品好、学历高、有本事，他虑事周密、办事稳当，很值得信任。
是啊，连温文尔雅的文叔都卷起了袖子，我们还怕什么？！
刘秀的高调入局增强了大家的信心，舂陵子弟们很快安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