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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中统三年的叛乱，给了忽必烈再好也没有的借口，他乘机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汉军世侯的举措。仅在中统三年十二月，他就连续下诏：
“各路总管兼万户者，止理民事，军政勿预。其州县官兼千户、百户者，仍其旧。”
“诸路管民总管子弟，有分管州、府、司、县及鹰坊、人匠诸色事务者，罢之。”
“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
通过实行军民分治，忽必烈改变了过去汉军世侯掌控地方军、政、财权的情况。而这个时候，汉军世侯们也已知道，该来的来了，躲是躲不掉的了。聪明的如史天泽，就主动向忽必烈请求解除自己家族的军权。
言者谓李之叛，由诸将权太重。天泽遂奏：“兵民之官，不可并在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解兵符者十七人。
到了至元元年十二月，忽必烈再度下令：“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规定世侯死后，子孙“荫而不世”，下届官员均由朝廷任命，“遂使天下大官、小职，咸知名器自朝廷出”。如此，彻底剥夺了汉军世侯的世袭特权，削除了地方割据势力。
史天泽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实也是心中有鬼。李在反叛之前曾经与其他汉军世侯有过信件等的联络，他原以为这些私下里对蒙古人也心怀不满的人，在他起兵后会响应他，所以他进军济南。这样，一方面便于接应他的智囊王文统，另一方面也好和这些军阀呼应。否则，他更应该向南移动，背靠江南的宋帝国。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些各怀心思的家伙，根本就没有响应他。
元史《张弘略传》记载：李既诛，追问当时与通书者，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事得释。朝廷惩叛逆，务裁诸侯权以保全之，因解弘略兵职，……
这个张弘略是张柔的儿子，张弘范的兄长，他当时“总宣德、河南、怀孟等路诸军屯毫州”，宋军夏贵所占的地方，基本上是他夺回来的。地处山东的李和他联系也很正常，毕竟彼此靠的很近，如果能拉过来，将是一个强助。但“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可见其他的人和李联络的不少，而且回信中肯定对忽必烈鸟语一大堆。
史家有没有人和李联系？不会没有。明朝人记载，李在济南被抓住后，“严相公（严忠范，汉军世侯之一）首问曰：此是何等做作？王（李）答曰：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天泽）问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问曰：忽必烈有甚亏于你处？王曰：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斫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令其子提其首，以下山东诸郡”。
虽然这不见于正史，但从元史中所载，史天泽言：“宜即戮之，以安人心。”以及事后忽必烈给史天泽的谕旨：“朕或乘怒欲有诛杀，卿等宜迟留一二曰，复奏行之”来看，史天泽杀李是很匆忙的，虽然李的话有拖人下水的嫌疑，但这里面多少怕是有些隐情。
张弘略也因此给张家再度带来了危机。估计张柔到家也要痛扁张弘略，前面的事咱好容易才混过去，你个没脑子的就弄出这个事，这不是要咱老命吗？你就不能不回信，不落下把柄？也难怪后来张柔更看重张弘范。
但有没有人没和李联络？有，那就是董文柄。忽必烈即位后组建侍卫亲军，董文柄被他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中统）二年，擢山东东路宣抚使。方就道，会立侍卫亲军，帝曰：“亲军非文炳难任。”即遥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
三年，李反济南。文炳会诸军围之，贼势日蹙。文炳曰：“穷寇可以讲擒。”乃抵城下，呼将田都帅曰：“反者耳，余来即吾人，毋自取死。”田缒城降。田，之爱将，即降，众遂乱，擒以献。
由此可见，在平叛中，董文柄同样立了功。不仅如此，在随后安定山东人心的过程中，董文柄再度表现了他的干才。
伏诛，山东犹未靖，乃以文炳为山东东略经路使，率亲军以行。出金银符五十，有功者听与之。闰九月，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从数骑衣冠而入。居府，不设警卫，召故将吏谓之曰：“狂贼，误汝等。已诛，汝皆为王民。天子至仁圣，遣经略使抚汝，当相安毋惧。经略使得便宜除拟将吏，汝等勉取金银符，经略使不必格上命不予有功者。”所部大悦。
平定李叛乱后，忽必烈或多或少地剥夺了所有汉军世侯家族的权力，只有董氏，一个也没有触动，这也是董家超越其他两家的开始。由此也可以看出董家和忽必烈的“近”。
到了至元三年，忽必烈又采用了易军而将的方法，以董文炳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掌史天泽旧部，以史格为毫州万户，掌张柔旧部，原来由史格领的邓州军则交张弘范统管。
上面这些，归根结底，是北方汉人的权利被大幅削弱了。儒生们能例外？
元史《王文统传》里记载：又明年二月，李反，以涟海三城献于宋。先是，其子彦简由京师逃归，遣人白之中书。及反书闻，人多言文统尝遣子荛与通书问。世祖召文统问之曰：“汝教为逆，举世皆知。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对曰：“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书毕，世祖命读之，其间有曰：“蝼蚁为命，苟能获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欲缓颊于朕耶？”会遣人持文统三书自水至，为逻者所获，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语。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久矣，第缘陛下用兵北方，不能兼顾。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傍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
李一反，王文统当即被抓。这应该是忽必烈早就派人盯着他了，造反怎么可能事先没动静，他就是想走，也走不掉。至于他的辩白，还不如不说。但忽必烈顺手又玩了一把考察：
（忽必烈）犹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至，示以前书曰：“汝等谓文统当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无将，将则必诛。”柔独疾声大言曰：“宜剐！”世祖又曰：“汝等同辞言之。”诸臣皆曰：“当死！”世祖曰：“渠亦自服矣。”乃诛文统，并戮其子荛。
张柔如此说，多少有表白的意思，儒生们也被逼得当场表态。但王文统无论如何是有才华的，即使是元史亦说：“文统虽以反诛，而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出于文统者居多”。
但《新元史》上还同样记载了王文统后的另一件事。
时回回人乘间上言：“回回虽盗国家钱物，不至如秀才敢为叛逆。”
虽然忽必烈驳斥了这些人的言论，但他随后明明知道来自西域的色目人贪财，还是大肆起用阿合马、桑哥等人，由着他们排挤汉臣。这恐怕不光是为了敛财，同样也有压制汉人儒生的意思吧？
我们史书上的点评是：
“初，廉希宪、商挺并为世祖所信任，希宪誉文统，挺亦荐其有宰相才。及文统伏诛，世祖逮挺下狱，又因事免希宪官，始疑书生不可用。阿合马、桑哥等，遂以言利进焉。”
史臣曰：“刘秉忠、张文谦、窦默、姚枢，皆世祖潜邸宾僚，赞帷幄之谋，以成大业。默请罢王文统，相许衡，世祖不用其言，而事后思之，又蔽于阿合马之奸，不相衡，而文谦亦为阿合马所挤。呜呼！君子难进易退，自古则然矣。”
这些带点酸味的语气充分表明，儒生们根本没有认识到，那是蒙古帝国，不是把你们当宝的大宋。在这里，汉人永远是三等、四等人。幻想着在这里高人一等，不过是你们的一相情愿罢了。
可是，这世上有把你们当宝贝的，哪就是宋帝国，但你们又是如何对待它的呢？
那个受李之乱牵连的郝经，被宋帝国扣留了十五年之久，一直到至元十二年，才被放回。期间，我们的帝国大臣们也是脑子进水了，极力想迫使这个北地大儒投降，但人家就是令人无语的“坚贞不屈”。
新元史中还记载到：开封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咸谓经之忠节所感动。时南北隔绝，经不知改元，故题曰中统十五年云。
郝经离开南宋返回北方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后世有人称赞他是元代的苏武。但不客气的说，新元史的这段记载，渲染过头怕是有点假。看管的严，郝经等人不可能得到大雁。看管的松，能得到大雁，就不可能不知道忽必烈改年号。
旧元史的记载还靠点谱：经还之岁，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书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其忠诚如此。
但不管这个来自于苏武牧羊的故事是真是假，后人还是只知道苏武，很少知道这个元代大儒。因为这里面的区别，人人都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