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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忽必烈的话，伯颜的眼中精光闪闪：“大汗，臣请命再下江南。”
忽必烈眼中露出了赞许之色，但他说道：“伯颜，西边的海都，北边的乃颜都心怀异志，朕还需要你来镇守和林。对付赵小儿，并不在眼前一时。”
其实这两人心里都明白，要收拾宋室残余，必须用水师。你颠颠地跑到岭南，怎么着，游到人家岛上去？还是要用船。要不然，大队人马杀过去，到了海边干瞪眼，岂不是变成溜马了。但伯颜已经猜到了忽必烈的打算。
至元十一年(1274年)，由于日本始终对北元帝国不予臣服，忽必烈曾命屯戍高丽的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及刘复亨率兵两万五千余人，水手六千余人，战船九百余艘出征日本。当年十月，元军从合浦（今朝鲜马山）出发，直扑日本，很快就攻占对马、壹岐两岛，接着远征军在博多湾登陆。日本镰仓幕府调集了自己的军队，九州沿海各藩也紧急组织武士和民兵参与，双方爆发了惨烈的大战。日本人在战斗中蒙受了巨大伤亡，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却成功地阻止了元军的推进。
这是可以理解的啊，且不说登陆作战在当时根本就没人懂，就讲在这样一个小岛之上，蒙古人擅长的什么大迂回、大包围之类的高级战法，你也没法用。地形不熟悉不说，你稍微迂回大点，一不留神就迂回到海里去了，你找谁哭去。因此，在那个岛国，很长的一段时期，只能玩日本人喜欢的当面锣对面鼓的套路。《三国演义》里描写的场景，十分符合日本人的口味，因此他们对《三国演义》如此感兴趣，三国游戏在日本流行也就不奇怪了。但这种在咱们看起来落后的战术，却也击中了蒙古人的一些弱点。
日本人开始在蒙古人弓箭、投石机的打击下是伤亡很大，但适应了他们的战法之后就反击了。由武士组成的骑兵队尤其亡命，因为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这些武士还不是有着完整的编制，而是按照什么你们家的几十个武士、他们家的百多个武士、这样组织起来的。这样家族式的队伍，一般忠心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没有什么统一指挥，就这样左一队右一队地冲上来。这些人喷着叽里呱啦的鸟语，顶着箭矢拼命冲击蒙古人，反正日本的家臣以死于家主的马前为荣，冲到跟前就与蒙古人玩贴身近战，没有了弓箭优势的蒙古人就吃亏了。
蒙古人的骑射的确是厉害，但纯粹的马上格斗可就不一定了。中国的国术，后世是在很多方面倒退了，但以前，可并不是吹出来的，连日本的忍术都是来自于中国。特别是国术的长兵器里面，很多招法都是与马上格斗有关，这些都是几千年精淬下来的。哪个时代，真的要像三国里所讲的，双方将领骑着马一对一、按回合来决胜负，蒙古人占不了什么便宜。要是下马格斗，就更不好说了。生长在马背上人，并不等于天生就会拳脚格斗。
虽然元军和日军的交战并不能说是败了，但也伤亡很大。而一队队冲上来的武士，也让他们搞不清对方到底有多少鸟人，咱估计这些人用的旗子，少说都有几十种，因为当时日本的家主，实在是不少，很多人的地盘，还不知道有没有咱们的一个村子大。
蒙古人只能后退到海滩，依托回回炮进行防守。可是，元军这个时候物资也不足了，估计当时出发的时候也没带多少，打算还像以前一样就地抄掠。这时眼看取胜无望，箭矢和给养又都即将用尽，蒙古人只得上船准备撤退。但在海上，他们又被突如其来的“神风”给亲密的接触了一下，结果整个远征军损失惨重的回来。
因为这次战斗，发生在日本龟山天皇文水十一年，所以它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文水之役。
忽必烈一直对此次失败耿耿于怀，而且更刺激他的是，至元十二年(1275年)，他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再次携带国书出使日本，但杜世忠一干人到了日本，就被镰仓幕府把脑袋剁了。你叫老忽如何能忍下这口气？
忽必烈自征服江南以来，一直做着对日本进行报复的准备，刘深在鄂州汉阳教练新的水军，就是为了再次进攻日本。可是眼下，这个新水师有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目标。
忽必烈接着说道：“伯颜，晓谕草原上的人，如有愿意到南边来的，朝廷给予土地安置。没有参与叛乱的部民，朕不吝厚赐。但再有参与叛乱的，朕决不放过。”说到最后，他的语气变得极为严厉。他感到了危机，不能再犹豫了，大兄的建议，能实施的必须要尽快实施。
伯颜心中微微一颤：“臣遵旨。”。
“另外，你回去后拟旨，先以蒙古军二千、益都军二千、诸路军一千、新附军五千，合万人，令汉军都元帅李庭将之，赴边听候调遣。”
伯颜明白，这是为了对付海都和乃颜。作为一位名将，他从军事上看出了北元帝国潜在的危机，北元将来很可能会面临三个方向上的同时用兵，这个局面，怕是比忽必烈刚上台时还要恶劣。山之战的失败，使北元帝国的压力骤然加大。
他说到：“大汗，臣建议将李恒、张弘范招回，追查战败的职责。”
忽必烈沉默了一会，开口说到：“关于他们二人，容朕再考虑考虑。”
目送着伯颜离去，忽必烈依然在寻思。他之所以犹豫，不是说他不准备处罚李恒和张弘范，而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必须考虑清楚怎么做。
对张弘范，他还是曾经寄于厚望的。张弘范是个人才，特别是他现在急缺的水战人才。刘深不如张弘范，他是知道的，董文炳又去世了，而伯颜呢，更能发挥他作用的地方是在北边。江南新附军里是有懂水战的人，但相信他们还不如相信张弘范。在他原来的打算里，未来进军日本，他是要重用张弘范的。
（历史上，由于张弘范过早的死去，他没能参加二次远征日本，这是北元的一大损失，否则，征日结果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就是从过去的评价看，他也比较重视张弘范，因为张家和史家也有区别。他们的第一代张柔和史天泽，是两种风格的人，一个是冲杀在前的战将，一个以筹划见长。忽必烈自己也曾说过：“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百战之立功也。”
但严厉的处罚张弘范，又会给人他已完全排斥汉军世家的印象。在平定李的叛乱之后，通过逐步的收权，北方汉人在外领兵的越来越少，就是汉军的三大世家，实际上也只有张弘范和史格在外真正领了一些兵，唯一例外的是董家。
像刚才他和伯颜讲的李庭，他其实并不是汉人，而是金人，本来的姓氏是蒲察氏，后来才改称的李氏。因此北元真正领军的已经没有几个汉人了。
但如果忽必烈完全排斥了汉军世家，这又会导致北方汉人的离心，因为这些人，包括儒生，是他登上汗位的“功臣”。董家和其他人的联系不多，“社会关系”比较简单，这也是他放心的原因之一。可是史家张家不同，尤其是张家，张柔这个人极其重教，他原先的慕府里集中了北方包括郝经、王鹗、乐夔、敬铉等众多大儒。这个“大老张”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不仅保下这些名士的命，帮他们安顿下来，过上安定的生活，而且还好吃好喝的供着他们，因此，张家和北方儒林的关系绝对不简单。虽然他已经不动声色地通过色目人，大大地压制了这些儒生，但这些人，反过来同样也是制约色目人的重要砝码，色目人的贪，他是知道的。
面对这么多复杂的关系，老忽肯定要多想想。
他眼下更有要控制山战败消息扩散出去的想法。忽必烈心底里的隐忧是：江南新附，人心本就浮动，一旦宋室还在的消息传开，特别是他们竟然还打赢了一仗，这对北元在整个江南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就是北方，在这个他和海都、乃颜关系微妙的时刻，对有些消息的传播，也不能不慎重对待。李叛乱的教训，可就在哪儿。
因此他虽然很恼怒，但不打算马上就把张弘范弄回大都，人要是都回来了，什么消息也就全传出去了。而留张弘范在南边，也可以更好地对岭南加以控制。他暂时更需要的是，镇之以静。
忽必烈心中不禁又想到：如果大兄在，面对这种情况，他又会给朕什么样的建议呢？可惜啊，无论南北，大兄都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忽必烈在二月里连续下了两道针对性的旨意到南方，一是命江淮、湖南、江西造战船六百艘，为水师的扩充做准备。二是下令：禁诸奥各及汉人执弓矢，出征还，甲仗即输之官库，以加强对南人的控制。
他另外又给李恒、张弘范等人发去了诏书。他在秘旨中把李恒严厉地训斥了一番，命他立刻整理探马赤军，协助塔出镇抚住江西和广南东路，严防可能的叛乱。
但在给张弘范和吕师夔的信中，他却轻描淡写，轻轻打了几下板子，然后就要求他们分别驻军潮阳和广州，扼守沿海。同时，要求他们火速查探琼州用的到底是什么武器。
但忽必烈这个镇之以静的策略，却被东的泉州抢劫给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