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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里的丙寅日，其实是采用了十天干十二地支的六十进制计数。每过一天，天干计数和地支计数同时加一，到最小公倍数六十的时候归零，即回复到甲子，然后重新再开始。
所以干支记日是一个连续的、不受年月干扰的独立计数。现在既然两个版本的日历都是丙寅日，就说明孙一既没有平白无故地少过一天，也没有比别人多过一天，日子还是正常的。
在两个日历里，明天都是丁卯日，六月初一，六月大。
换句话说，明天两个日历开始统一。
反正到了明天都一样，孙一便有心放弃今天是五月卅日还是五月二十九日的纠缠。对孙程序员而言，这些不过都是不同的编号代码而已。
但是孙一的提议刚一说出，立刻遭到所有人的强烈反对。
耿秀才义正严辞地说道：“过错了日子就是欺天之罪！”
孙一无奈地表示：“可是已经过错日子了，那怎么办？”
耿秀才坚定地宣布：“请力德尔爷告天请罪！”
孙一无语。
“不然，不然！”
贾道士变戏法一般从衣袖里取出一本书，道：“该告天请罪的是明朝皇帝，不是力德尔爷！”
孙一看向贾道士手里的书，书名同样是《大明崇祯五年大统历》，原来贾道士的皇历根本就没丢。
贾道士翻到五月中的一页，却见五月初五的端午和夏至是同一天！
孙一明明记得，自己在长胜乡实际上过的端午节是夏至的第二天！
皇历上的那一天被用毛笔大大的画了一个圈，旁边有贾道士用蝇头小字标注：“时差八刻”。
贾道士言道：“今年夏至的时刻，我亲测比历书中早了八刻钟！”
贾道士把皇厉翻到春分那天，那天同样被用毛笔画了一个圈，贾道士道：“春分那日，我亲测昼夜并不等长！”
孙定辽目瞪口呆，“军师，你是说大明朝已经失去了天数？”
耿秀才不可置信：“难道说当今天子在欺天不成？”
杨日天惊道：“这可是天大的罪过！”
贾道士合上皇厉言道：“大明朝的历法早已失天！”
贾道士对诸位解说，明廷行用的《大统历》实为元朝的《授时历》。
《授时历》为元朝郭守敬等人编制。明初的时候，朱元璋定都南京，令军师刘伯温略微改动《授时历》，将《授时历》中所使用的元都北京昼夜时刻数值改为京师南京的相应时刻，改名为《大统历》。
之后朱元璋严令民间不得学习历法，使得有明一代无人精通天文历算，钦天监官员只会套用《授时历》中的老公式。
明成祖朱棣在“烧死”贾道士的先人建文帝以后，以北京为政治中心，后来几个明朝皇帝的政治中心有几次反复，但是名义上都是以南京为首都。
明英宗于正统六年（1441年）正是宣布定首都为北京，结束南京名义上的首都地位。
正统十二年(1447)冬至之后，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向英宗上书汇报：
“钦蒙造铸铜仪，委夏官正刘信考较测验，得北京北极出地度数、太阳出入时刻与南京不同。南京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强。南京冬至日出辰刻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昼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刻一刻，昼刻六十二，各有长短差异。”
所以彭德清认为“今宫禁与官府漏箭皆南京旧式，不可用”。
明英宗欣然采纳其建议，命内官监根据实测的北京昼夜时间改造漏刻制度，令彭德清将《大统历》中所使用的南京昼夜时刻改为北京相应时刻。
于是，正统十三年(1448)钦天监编造的正统十四年(1449)历日，其昼夜时刻数值就采用了最新的北京实测结果推算。
这是大明朝三百年期间唯一的一次改历，而且更改的仅仅是很小的无关筋骨的一部分。
但是，正统十四年的历日一出，大明朝天下哗然。
历日是古人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人们根据皇历吉凶宜忌安排行事，官府根据皇历中不同节气的昼夜时刻安排漏刻改箭，即钟鼓授时。
大明百姓发现正统十四年的历日中昼夜时刻和以往不同，“见者皆骇愕，以为振古未有之事。”
对此，贾道士愤然评价道：“这必是北京钦天监那帮人不通天数，胡乱拼凑时刻。”
所有的明朝人都认定，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的这次改历，直接导致了在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中秋节的那一天，明军兵败土木堡，明英宗被俘。
贾道士恨恨地说：“欺天妄上，天必弃之！”
按照明朝人的是非标准，这场历史悲剧的罪魁当然是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彭德清从征土木堡，侥幸逃归，十月死于狱中。即位的明景帝为了“平息民愤”，毅然命令“仍斩其首”，全家发配辽东充军。
正统十四年(1449)十二月初二日，景帝下诏，正式将《大统历》昼夜时刻改回南京旧制。
后来明英宗回国复辟，但是绝口不敢再改动《大统历》，直至崇祯一朝。
贾道士又开始咬牙切齿地怨恨，道：
“自古以来沧海桑田，天地自有变数！大统历法自元朝至元辛巳年起用，至今已经过了350年，从未修正以应天数。钦天监那班人只知道袭用前朝数据，哪里知道袭用越久，积差便越大！”
万历年间，皇帝懒政，久不上朝，明初的各项禁律开始松动，民间开始有人偷偷地学习历法。这些人惊讶地发现，大统历和实际天象不符。
于是有人冒死上书建议改历，对此大逆不道之举，朝廷的态度是有一个办一个。
直到万历皇帝的伯伯，在皇族中德高望重的郑王世子朱载堉于万历二十三年上疏指出大统历的误差。
疏中言道：“大统与授时二历相较，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则时差九刻”。
“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则时差九刻”，就是说以《大统历》推算古代节气相差三天，推算当今时刻则相差九刻。
大明朝一日百刻，九刻就是2.16个小时，大于一个时辰。且不论朱载堉的算法如何，这个差距已经很大了。
因为上疏之人是万历皇帝的伯伯，群臣不知所措。
最后“懒政皇帝”万历下旨“褒奖”，算是给了个结论。
郑王世子朱载堉上疏全身而退，官员邢云路于万历二十四年再上疏，云：
“大统推今年冬至在申正二刻，而臣测在未正一刻。大统实后天九刻余”。
“今年闰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统推初亏巳正三刻，食几既。而臣候初亏巳正一刻，食止七分余。大统实后天几二刻。”
对此，万历皇帝下圣旨：“礼部看了来说”。
自此朝廷上下展开大辩论，渐渐主张修历的一派占了上风，可是满大明朝却没有精通历法的人才！
于是朝廷决定慢慢来，广招天下精通天文历法者，同心共事，协力推验。自此明朝对于民间研习历法解禁。
贾道士突然凄然泪下，哽咽着说道：
“此事被来我中国传授邪教的一名红毛和尚名叫利玛窦的得知，利玛窦写信给西洋教主，云我中国历法已然失天，我中国却无人能修订，请教主派和尚携带西洋历书仪器钟表，名为助中国修历，实为暗中传教，巧夺中国之天数！”
“可惜我泱泱中国，于天算一学人才尽失。崇祯朝钦天监于三年前同西洋和尚汤若望、信徒徐光启之流斗法，各自推算日食。结果无论是大统历法，还是回回历法，皆输给西洋历法。崇祯皇帝乃下旨徐光启成立历局，徐光启则招揽各路红毛和尚入局。”
贾道士总结道：
“崇祯皇帝自知失天，理应改历，但大明朝上下却不会改。”
“历局的西洋历法眼见就要修成，但大明朝上下却不敢用。”
“中国若采用西洋历法，小则受制于西洋教主，大则被红毛篡改天数，重蹈土木堡覆辙！”
贾道士言辞恳切：
“力德尔爷，如今天书中含有历法，则当以天书为准！”
耿秀才闻听立刻跟着请愿：
“请力德尔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孙定辽态度坚决地宣布：“明朝既然失天，崇祯小儿便是伪天子，我们绝不可再用的崇祯的《大统历》。”
杨日天立刻附和：“参谋长说得对！这是天大的事情，不容一丝的含糊。”
达海不知何时被人搀扶着站在门口，这时忍不住开口请求：“陛下，我堂堂五千年中国天下，绝不能被西洋红毛算计去。陛下如有天书历法，恳请陛下颁行天下，以应天数，以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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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明代历法
中国的历法历经汉唐宋元，在元朝的《授时历》达到巅峰。
自明代开始，中国的历法开始停滞和落后。可以说，在天算科学方面，明代是极为保守、极为保守落后的一个时代。
明代初期中期，严禁私相授受历法知识和私编历法。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几年，下诏严禁民间习历；严禁钦天监官子孙从它业而不习历。前者有下狱乃至诛杀之罪，后者有发配充军之罪。
沈德符在著《万历野获编·历学》中写道：“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
明代初期中期，朝中鲜有知星历者。在这样的可悲局面下，郑王世子朱载堉偷偷“自学”历法。
朱载堉称：“壮年以来，复观历代诸史志中所谓历者五十余家，考其异同，辨其疏密，志之所好，乐而忘倦”。
由于朝廷对历法保密，作为王子的朱载堉也从未见过“皇朝大统历”书。
具朱载堉称，某日，“读丘祭酒所撰《大学衍义补》，内载大统历气、闰、转、交四准分秒，心窃喜曰：大统历经全文未见，而其大略已得之矣。”
赞！天才！
同时严重鄙视朱元璋！
以朱载堉的特殊身份，才得以打开明朝民间学习历法的禁令。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i，1552-1610）当时在南昌、南京一带。1597年3-10月间利玛窦有两则书信涉及此事：
“perciocemsceze，nelpresentarenell’ottobredel1595，ilcalendariodell’annosequentealministerodeiRiti，avevafattoosservare“Siedettorecenteriovaerratoechebisognacorreggerlo.”
这段意大利文的中文大意是：“郑世子于1595年10月向礼部进呈历书的同时，提出以下意见：’历法已经出现差误并且需要修订’。”
又一则写道：
“Guandeoilcalendario，altempodeimin，andavaerratocifuronodelldiscussionitracemsceze，Zaeiu，eScimiunlii，scienzasufficientepercorreggerlo.”
这段文字中译为：“其实，郑世子载堉和刑云路二人已经讨论了明代历法出现的差误，但他们二人中任何一人都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去修订它。”
之后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didacusdepontoja，1571-1618)来华，意大利耶稣会士熊三拔（SabbathinusdeUrsis，1575-1620）都携带了西洋历书和仪器来华。
可以说，是朱载堉打开了中西合作探讨天算科学的大门。
他既唤醒了明朝廷天算睡眼，又为利玛窦在中国实施天算传教提供了口实。
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耶稣会修士汤若望，字道未，与邓玉函（JohannSchreck）和罗雅各（GiacomoRho）等22名传教士，1618年4月16日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启航东渡中国。
到北京不久，汤若望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后来又成功地预测了第二年(1624年)9月的月食。
1630年（崇祯三年），汤若望接替去世的邓玉函于北京供职于钦天监历局，“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
1631年（崇祯三年），徐光启和下属首次用望远镜观看了日食。观测过后，徐光启叹为观止。
1634年（崇祯七年），在徐光启和汤若望主持下，钦天监完成《崇祯历书》，共计46种137卷。
1634年直至明朝灭亡，明朝为中西历法争执不下，《崇祯历书》始终未颁行。
1644年满清入关，留在北京城中的汤若望删改《崇祯历书》至103卷，并由顺治帝将其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於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頒行，称《时宪历》。南明则坚持使用《大统历》对抗。
《时宪历》与《大统历》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在节气和闰月安排上会出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