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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闭门不出，连续写了三个月，第一个长篇完成。有些像日记，几个在北京的年轻人在1989年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在遭遇到一系列背叛后，在欢送朋友出国的Party上被警察抓走。有点像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格局。
他非常高兴，要庆贺。于是我们去了巴黎。与小说中出现的两个朋友见面，也和后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见了面，没想到他喜欢，写了长序。台湾的出版商，让我尽快修改，以第一时间出这本书，并请了住在北欧的评论家写了序。出版商和写文章的人，全是他的朋友。
一个英国人办的中文报纸发表了小说片断，这个英国人想出英文版，找了译者，但一拖再拖。
他说，不能等他们，便译了草稿。有了草稿，就方便多了，送到好些英国出版社和经纪人那儿，少有回信，也只是说不要，大多没有下落。在英国出书根本不可能，我完全打消了这个想法。
我在大学图书馆读到台湾报纸关于诗和小说大赛，以一种封闭姓名评选的方式，我想去赌一把。
结果我撞上了好运，又以同样的方式在台湾报纸得了好几次文学奖。这无疑在台湾给自己开了扇出版大门。
他说，你可以和任何男人女人睡觉，但得告诉我，得戴安全套，我就会对你更好，但不许对别人说爱，不许爱上，我就会永远爱你。他睡着后，我洗盘子碗筷，清洁房间和厨房。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来朋友，住在家里。他有时要我对他的朋友好，要我和他的朋友做那种事。他的朋友当着我的面说，并不喜欢我。客人一走，我就得换被套枕套，因为没有洗衣机，就放在浴缸里用手洗，然后清理掉洗衣粉的泡沫，费力地拧干，装在桶里，费力地提到花园里，晒在绳子上。
我们有一年冬天去纽约，经过一家高级俱乐部，他说他的梦想，是所爱的女人在这样的俱乐部跳脱衣舞给他看。他问我能不能让他实现这个愿望？我很为难，看到他失望的样子，才点了点头。他与老板谈了好几分钟，老板才同意。时值下午，加上他，只有两三个客人。从未在大庭广众跳过这种舞的我，只是从电影里看过，T台上只有一个舞女在跳舞。我抓了顶齐耳红发戴在头上，走上台。因为爱情而跳舞，自带几分热情和羞涩。最后，我没有脱光衣服，就停住了。
我朝换衣间走去，套上毛衣，披上大衣出来。
他说：“很遗憾你没做到底。”他有些不快。
我们回了一次重庆，那是第一次他见我的父母。当时南岸六号老院子还未拆，楼上阁楼无法住，父母都住在楼下。我们回家后，父母坚持要把架子床让给我们睡。母亲在堂屋搭了一个竹板床，那是冬天，竹板床铺了棉被。早上我起床后，发现母亲已挎着竹篮子从石桥集市买鱼肉蔬菜回来。我们在家住了两天，就搬到城中心一个新建的五星级饭店。他说：“这是你衣锦还乡，你已尽孝道，现在该向外表现，你嫁我是对的，以免别人说嫁了一个糟老头子。”
小姐姐带着女儿田田来饭店房间洗澡，他给她俩照了好些照片，他说你的小姐姐真是大美人，待在重庆真是亏了她。
几天后我们回到北京，临睡前他告诉我，在我不在家时，他和以前那位漂亮的女画家联系上了，她来家里见他。她仍穿了漂亮的平绒旗袍，只是换了一种深蓝色，长发盘在脑后，衬出她修长的脖颈。她说对性不太感兴趣，可是特别喜欢不穿衣服，她的胸部下塌，不如几年前苗条。
为什么要在我不在家时，事后才告诉我呢？我说我要去找她。他非常恼火，说我是一个醋罐子。我指责他不守允诺。
4
五年过去，我在伦敦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倪在英国近十年，住在哈姆斯苔一幢大房子里。有一次我们家请客，我也请了他，他说是前首相西斯请他和朋友去高级餐馆吃饭，还不如我做的回锅肉和排骨白萝卜汤好吃。谈话中间，我说到这部稿子，他说他的教授认识一个很不错的文学经纪人，他愿把稿子带去试试。
很快有了回音，说是经纪人看了稿子，要求见面。
这天，我们和倪按约走进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上楼时，倪说这个文学经纪人以前是一个很有名的出版商，现在她和另一个人共同拥有这家文学代理公司，那人名声极大，代理过那本轰动全球的畅销书——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我们到了四层。女经纪人四十岁不到，长得非常美，有姣好的身材。她说非常喜欢这小说。她让我等一下，说她的合伙人也要来见面。
没一会儿，男经纪人进来，他个子很高，五十来岁，他问我有没有经纪人？
我说没有。
他说他要代理。
女经纪人一听，脸色都变了，不过嘴上倒是没说什么。
见面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出来后，陪我去的两个男人比我还兴奋，他们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仿佛我已成了畅销书作家。其实，我这个懵里懵懂走进英国文学界的人，对未来浑然不知。
两个经纪人拿着他的英译草稿在法兰克福书市上卖了十几个国家。他们请我吃饭，庆祝这个非常好的结果。吃完饭，男经纪人当着在座的人说，要开车送我回家，这很绕路，但他不管。
第二天他打开男经纪人寄来的一封信，当然信是给我的。信很短，句子很热情。但是他火气大，说我在晚上与此人发生了什么感情上的事，而没有告诉他。男经纪人不是一个坏人，他是否超出职业外和顾客之间的纠葛，本不是值得讨论的，他懂得生意经，做我的书做得不错，他甚至先出定金，让我写自传，并且售出，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书本身不错。
那之后发生了好多事，他去澳大利亚看他的女儿和前妻，我又怀孕了，做了人工流产。我很难过，一个人蜷缩在黑暗中，听着窗外的老橡树被暴雨吹打发出可怕的声音。
那个夏天，他开始在停车场教我开车，因为我不得要领，他不停地朝我发脾气，态度坏到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后来听人说要想两口子关系变坏，就让其中一人教另一人开车。那年秋天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我作为作家参加。他为我准备了个人创作简历和西方出版社出版我书的英文资料。在记者招待会上，男经纪人看见这份资料，认为我有意要跳槽，大为恼火，几乎当场与我翻脸。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欧洲国家请我去做新书宣传。他从来不去，他本意是好，让我自由。那段时间，他是我最好的秘书和精神后盾，所有我与欧洲出版社往来的信件都是他处理，我所有的银行支票、银行账和信用卡也是他处理。
有一天他照例去学校教书，下午我与他通电话，他抱怨手头写的关于巴黎一朋友的论文是出自我的主意，浪费他的时间，他不仅在我身上花时间，还要花时间在我的朋友身上。他说，他在大学教书是教一些小学生水平的西方人，想回中国，而我不肯回。
我们在电话里争吵起来。他说你说死，那就去死吧。
我说我会的。
他说你是个口头主义者。
我放下电话就吞了半瓶他的安眠药。换了一件不常穿的白棉布半长衣裳，梳了梳头，躺在床上，心里非常感谢他成全我的心思。活在世上多难，没有一个人爱我，我也没能力爱人，更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
正好那位巴黎的朋友打电话来，我说了告别的话就搁了电话。他一听不对劲，再打电话，我不接。他焦急万分，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办公室，他只好找在伦敦的朋友。朋友又找朋友，找离我最近的朋友，把房门拗开，救护车也到了门前。
安眠药起了作用，我被抬着上车，好像是在做梦，我听见人说，“她的丈夫来了。”便费力地睁开眼看。暮色之中，他背着他沉甸甸的办公黑皮包，站在人行道牙上，朝我这边张望，那么无辜，不知所措。他真是很无辜，而且看上去那么孤独，那么悲伤。我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之后，我便什么都不知道。
醒来是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床边。他要带我回家，说是医生给我洗了胃，没事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之间，他似乎老了许多，我心里满是内疚，对他说，对不起。
他听了，想说什么，却止住了。
医院联系了心理医生，每周去两次。心理医生头发灰白，问了好些问题，其中涉及我的身世和成长背景。这个人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功夫，对中国“文革”感兴趣，对三年大饥荒更感兴趣，对天安门事件感兴趣，对中国人到国外也感兴趣，对中国现代化及经济发展感兴趣，心理治疗成了我给心理医生上中国当代历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