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帷幕还未拉开，“立三路线”已经宣告结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这位要求苏联停止五年计划准备支援中国的革命战争、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李立三进行了快速而坚决的反击。
1930年，“立三路线”3个月后，李立三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两年时间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红色堡垒”的监狱中度过，品尝了苏联内务部人员对囚禁者从不手软的肉刑。
据李立三后来讲，他在苏联期间“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即使这样，他仍然努力为党工作。
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了解新疆政治情况，更重要的是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是由他重新建立的。
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记了。
他被忘记的地方何止一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最为成功的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文化大革命”前说领导者是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说领导者是毛泽东，自始至终一直在安源领导罢工的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却无人提及。安源工人的歌谣“有个能人李隆郅”也被改为“有个能人毛润之”。改歌者还振振有词：不是为个别的真实，是为历史的真实。
丢掉了个别的真实，真的能够获得历史的真实吗？
遵义会议后，本来已经弄清楚李立三和王明有所不同，但为了照顾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近十年时间里，仍将“王明路线”称为“‘立三路线’的残余”，李立三不仅因自己的错误受到了应有的或不应有的对待，而且还要代人受过，把残酷斗争过他的王明的错误也担在身上。
这自然又是历史的需要。
李立三的命运就是这样，不断地为历史牺牲自己。
1946年，李立三终于从苏联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单位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请他去讲党史，他就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者个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也有人听了以后疑惑不解：“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场大吃一惊：“我就是李立三。”
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很多年以后还回忆说，听了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李立三这种坦荡带来的问题是：至今我们都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却很少有人能说出他的功劳在何处。
于是也就弄不清什么是个别，什么是历史，弄不清为什么历史如此藐视个别。
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位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物。几十年忘我奋斗无人知晓，3个月的错误却结结实实检讨了30多年。最初因为横冲直撞的性格被人称做“坦克”，最终却像绑缚山崖任苍鹰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罗米修斯。
开国大典中，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站在毛泽东身边。
20世纪50年代末，他到东北考察后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管理原则，被毛泽东概括为“鞍钢宪法”。
1967年6月22日，“文化大革命”炉火正旺之际，李立三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
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他的骨灰早已无影无踪，被随便扔掉了。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里面，只装着他生前戴的一副老花镜。
李立三生前最喜欢明代爱国将领于谦的《石灰吟》，他的命运恰是如此：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11.毛泽东的艰难选择
陈独秀、李立三的选择，都想使这个党独立于共产国际，走一条中国的道路，都没有搞成，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搞成了？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陈独秀和李立三在指导方针上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尤其是李立三表现得更为严重，而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这一点恰恰是毛泽东最擅长的。
毛泽东在选择方针路线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牢牢根植于脚下的土地。他没有到莫斯科去学习。他是从井冈山和江西苏区这块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之后组织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原定的方向是打长沙。毛泽东一看这个队伍的实力，根本打不了长沙，就放弃了打长沙计划，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
为此，毛泽东受到了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
毛泽东是在八七会议中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刚刚开始进入中央的核心层就被撤职，撤职原因是：让你组织秋收起义主要是攻长沙，把长沙打下来。你没有打长沙，却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属于右倾逃跑。
现在我们看上井冈山这件事。就当时中国革命的现状，毛泽东上井冈山恰恰是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极其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但是这个开端没有任何人褒奖，得到的反而是最严厉的处分。这也再次说明了我们中国革命道路选择之艰难和中国领袖成长之艰难。
那么，毛泽东在这块红色土地搞了什么呢？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条正确道路，在今天很多理论概括中，红色根据地、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而且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讲得是不够的，正因为在广大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广泛的农村根据地，我们党才在经济上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摆脱了曾经一直束缚着陈独秀、李立三的经济绳索，让中国革命在一定范围内能够真正独立，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中央苏区也好，地方苏区也好，都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政策，既是红色政权政治运动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我们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而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中央送经费、送黄金，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呢？
今天我们还有不少人以为上海中央经费主要来源于苏联。当然，共产国际是提供了一些经费，但是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苏区等各个苏区建立之后，苏区的财政全部自给自足，苏区不需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苏区有独立的工商税收，有独立的田税。
苏区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完全拥有了政权独立运作的模式。
红色首脑最先在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在共产国际、苏俄的帮助下建立。红色政权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这可以看做是中国革命一个非常大的特征。
如果当年红色首脑不集中在现代化的大城市，我们党不可能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最先进的思想体系，而且也不会收获后来众多的精英的领导；如果红色武装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也就不可能得到充足的给养和顽强的战士。
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讲到毛泽东道路的珍贵。毛泽东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完全自己独立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给我们揭示了什么呢？其实今天来看也是我们必须珍视的：中国革命不但要独立于敌人，而且要独立于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