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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战将林彪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产物（上）
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就写过，他说红军长征实际上是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把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抬到了陕北。一军团林彪，三军团彭德怀，一、三军团是你开路我殿后，或者你左位我右位，或者你右位我左位，担负着护卫中央纵队前进最关键的任务。
当然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了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今天要讲到这位卓越战将，不能简单地一丑遮百俊，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林彪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那些杰出的指挥作战的战例。
林彪本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物，他能够指挥作战达到这样一个水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没有工农红军就没有他。他指挥作战的成功是工农红军的一部分，是共产党历史的一部分，并不只是他个人的一部分。不能因为他后来出了问题了，我们就把战史全部抹杀，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以林彪当年黄埔四期的资格，如果在国民党军队中，最后当个军长都很困难。一直到解放战争，黄埔四期担任军长的人都不是很多。像张灵甫这样算黄埔四期很好的了——七十四师整编师师长，相当于军长。国民党军队中大量执掌实权的人都是黄埔一期的。所以最近台湾地区前军事大员郝伯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总结蒋介石在大陆为什么失败，军事溃败为什么这么快。
郝伯村在书中讲，一个大的弊病是蒋介石把指挥权全部交给了黄埔一期，而黄埔一期的这些人指挥训练的素质都不是很好，部队训练指挥放手交给下面人去干，下面人也不是很明白，就弄得满盘皆输。
郝伯村总结的这个理由也不是全部理由，是一些面上的理由。但是我们也能从中看出一点，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政大员是黄埔一期的，共产党的指挥官是黄埔四期的。
前面说过，如果林彪不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干，在国民党队伍里顶多干个军长就了不得了，但是军长这个职务，在共产党队伍中，林彪在24岁就达到了。那么林彪在红军作战中最后之所以这么有特色，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江西苏区的红土地给了他一张最新最美的白纸，他在这张白纸上画出了中国工农红军产生的将领指挥作战的一些杰出战例。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给了林彪空前广阔的天地，使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没有这一点他也做不到。
所以我们在讲到林彪的功绩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他是一个党的产物，一个事业的产物。林彪在红军时期指挥作战与抗日战争的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指挥了两个战役，取得这么多突出的军事成就，我觉得就是因为个人融入中国革命这个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中去了，使他的个人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给他个人提供的巨大空间而形成的结果。
55.战将林彪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产物（下）
林彪因为打过很多胜仗，也由此引发出许多传奇故事。例如说林彪在黄埔军校成绩优秀，深受一些军事教官的青睐，被同学们称为“军校之鹰”。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在其《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加伦将军）的宠儿。”
但是，却没有任何人能够为这些传说拿出可信的证据。
直到1930年年底开始第一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明令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也还不知道红军中冉冉升起的青年将领林彪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朱德。
1928年2月，南昌起义部队到耒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的情况汇报后决定：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
被抽出的，就是林彪率领的连队。
耒阳被一举攻克，我军损失很小，缴获却很大。
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作战指挥能力。这一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
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王尔琢牺牲后，朱德代了几个月团长，很快就推荐林彪接替。如果一次、两次，还可说有哪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几十年如一日，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
毛泽东发现林彪，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朱、毛红军会师后，一日军长朱德与党代表毛泽东相伴而行，见路边一个年轻指挥员正给部队讲话：“不管是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
毛泽东听了一怔，问朱德：这个娃娃是谁？朱德回答：一营营长林彪。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青年指挥员。
那个年代并不是一个凭借关系就能提升的年代。一切都需要经过战争实践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虽然没有人明确这么讲，却一切都是按照这个做的。
非凡的战争年代，造就了林彪非凡的野战才华。
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张辉瓒的十八师，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林彪指挥的红四军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第二次反“围剿”，横扫七百余里，红军五战五捷，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第三次反“围剿”，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伤俘敌3万余，缴枪2万余。
第四次反“围剿”，首创大兵团山地伏击的范例。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兵万余，是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央红军最大规模的伏击战斗。
从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至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不到三年时间，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和红一军团战功卓著，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评价说：“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的声望迅速上升，达到与彭德怀并驾齐驱的程度。
前面讲过，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四分之一兵力伤亡，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彭德怀说：“我要骂，我知道我回去大不了杀头，我准备好了。”彭德怀非常硬气。
林彪则有另外一种处理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以个人的名义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认为多次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丧失取胜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二、对时间的计算极不精确，使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
三、对任务及执行手段的规定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余地。
四、于战术原则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一套老办法到处照搬。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林彪以冷静的剖析对李德的批判，其力度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