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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我们最终停在一条车辙纵横的泥土路上,就在独立中学旁边。路边有块田地,夏天会种满莴苣;路的另外一边有成排的酸樱桃树。只见哈桑盘起双腿,坐在其中一棵树下,吃着手里的一捧桑椹干。
“我们在这干吗呢?”我上气不接下气,胃里翻江倒海,简直要吐出来。
他微笑:“在我这边坐下,阿米尔少爷。”
我在他旁边颓然倒下,躺在一层薄薄的雪花上,喘着气。“你在浪费时间。它朝另外一边飞去了,你没看到吗?”
哈桑往嘴里扔了一颗桑椹:“它飞过来了。”我呼吸艰难,而他一点都不累。
“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朝我转过身,有些汗珠从他额头流下来,“我骗过你吗,阿米尔少爷?”
刹那间我决定跟他开开玩笑:“我不知道。你会骗我吗?”
“我宁愿吃泥巴也不骗你。”他带着愤愤的表情说。
“真的吗?你会那样做?”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做什么?”
“如果我让你吃泥巴,你会吃吗?”我说。我知道自己这样很残忍,好像以前,我总是拿那些他不懂的字眼来戏弄他,但取笑哈桑有点好玩——虽然是病态的好玩,跟我们折磨昆虫的游戏有点相似。不过现在,他是蚂蚁,而拿着放大镜的人是我。
他久久看着我的脸。我们坐在那儿,两个男孩,坐在一棵酸樱桃树下,突然间我们看着,真的看着对方。就在那时,哈桑的脸又变了。也许没有变,不是真的变了,但我瞬间觉得自己看到了两张脸,一张是我认得的,我从小熟悉的;另外一张,第二张,就隐藏在表层之下。我曾经看到过他的脸色变化——总是吓我一跳,它每次出现不过惊鸿一瞥,但足以让我疑惑不安,觉得自己也许曾在什么地方见到过。随后,哈桑眨眨眼,他又是他了,只是哈桑了。
“如果你要求,我会的。”他终于说,眼睛直看着我。我垂下眼光,时至今日,我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像哈桑这样的人,这种说出的每个字都当真的人。
“不过我怀疑,”他补充说,“你是否会让我这么做。你会吗,阿米尔少爷?”就这样,轮到他考验我了。如果我继续戏弄他,考验他的忠诚,那么他会戏弄我,考验我的正直。
要是我没有开始这场对话就好了!我勉强露出一个笑脸,“别傻了,哈桑,你知道我不会的。”
哈桑报我以微笑,不过他并非强颜欢笑。“我知道。”他说。这就是那些一诺千金的人的作风,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
“风筝来了。”哈桑说,指向天空,他站起身来,朝左边走了几步。我抬头,望见风筝正朝我们一头扎下来。我听见脚步声,叫喊声,一群追风筝的人正闹哄哄向这边跑来。但他们只是白费时间。因为哈桑脸带微笑,张开双手,站在那儿等着风筝。除非真主——如果他存在的话——弄瞎了我的眼,不然风筝一定会落进他张开的臂弯里。
1975年冬天,我最后一次看到哈桑追风筝。
通常,每个街区都会举办自己的比赛。但那年,巡回赛由我所在的街区,瓦兹尔·阿克巴·汗区举办,几个其他的城区——卡德察区、卡德帕湾区、梅寇拉扬区、科德桑吉区——也应邀参加。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谈论即将举办的巡回赛,据说这是二十五年来规模最大的风筝比赛。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距比赛还有四天,爸爸和我坐在书房里铺满毛皮的椅子上,烤着火,边喝茶边交谈。早些时候,阿里服侍我们用过晚餐——土豆、咖喱西兰花拌饭,回去跟哈桑度过漫漫长夜。爸爸塞着他的烟管,我求他讲那个故事给我听,据说某年冬天,有一群狼从山上下来,游荡到赫拉特,迫使人们在屋里躲了一个星期。爸爸划了一根火柴,说:“我觉得今年你也许能赢得巡回赛,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或者该怎么说。我要是取胜了会怎么样呢?他只是交给我一把钥匙吗?我是斗风筝的好手,实际上,是非常出色的好手。好几次我差点赢得冬季巡回赛——有一次,我还进了前三名。但差点儿和赢得比赛是两回事,不是吗?爸爸从来不差点儿,他只是获胜,获胜者赢得比赛,其他人只能回家。爸爸总是胜利,赢得一切他想赢得的东西。难道他没有权利要求他的儿子也这样吗?想想吧,要是我赢得比赛……
爸爸吸着烟管,跟我说话。我假装在听,但我听不进去,有点心不在焉,因为爸爸随口一说,在我脑海埋下了一颗种子:赢得冬季巡回赛是个好办法。我要赢得比赛,没有其他选择。我要赢得比赛,我的风筝要坚持到最后。然后我会把它带回家,带给爸爸看。让他看看,他的儿子终究非同凡响,那么也许我在家里孤魂野鬼般的日子就可以结束。我让自己幻想着:我幻想吃晚饭的时候,充满欢声笑语,而非一言不发,只有银餐具偶尔的碰撞声和几声“嗯哦”打破寂静。我想像星期五爸爸开着车带我去帕格曼,中途在喀尔卡湖稍作休憩,吃着炸鳟鱼和炸土豆。我们会去动物园看看那只叫“玛扬”的狮子,也许爸爸不会一直打哈欠,偷偷看着他的腕表。也许爸爸甚至还会看看我写的故事,我情愿为他写一百篇,哪怕他只挑一篇看看。也许他会像拉辛汗那样,叫我“亲爱的阿米尔”。也许,只是也许,他最终会原谅我杀了他的妻子。
爸爸告诉我有一天他割断了十四只风筝的线。我不时微笑,点头,大笑,一切恰到好处,但我几乎没有听清他在说什么。现在我有个使命了,我不会让爸爸失望。这次不会。
巡回赛前夜大雪纷飞。哈桑和我坐在暖炉桌前玩一种叫做“番吉帕”的扑克游戏,寒风吹着树枝,打在窗户上嗒嗒作响。当天早些时候,我要阿里替我们布置暖炉桌——在一张低矮的桌子下面,摆放电暖片,然后盖上厚厚的棉毯。他在桌旁铺满地毯和坐垫,足够供二十个人坐下,把腿伸进桌子下面。每逢下雪,哈桑和我经常整天坐在暖炉桌边,下棋或者打牌,主要是玩“番吉帕”。
我杀了哈桑两张方块10,打给他两条J和一张6。隔壁是爸爸的书房,他和拉辛汗在跟几个人谈生意。其中有个我认得是阿塞夫的父亲。隔着墙,我能听到喀布尔新闻广播电台沙沙的声音。
哈桑杀了6,要了两条J。达乌德汗在收音机中宣布有关外国投资的消息。
“他说有一天喀布尔也会拥有电视。”我说。
“谁?”
“达乌德汗,你这个家伙,我们的总统。”
哈桑咯咯笑起来,“我听说伊朗已经有了。”他说。
我叹了一口气:“那些伊朗人……”对多数哈扎拉人来说,伊朗是个避难所,我猜想也许是因为多数伊朗人跟哈扎拉人一样,都是什叶派穆斯林。但我记得夏天的时候有个老师说起伊朗人,说他们都是笑面虎,一边用手拍拍你的后背示好,另一只手却会去掏你的口袋。我将这个告诉爸爸,爸爸说我的老师不过是个嫉妒的阿富汗人,他嫉妒,因为伊朗在亚洲声望日隆,而世界上多数人看世界地图的时候还找不到阿富汗在哪里。“这样说很伤感情,”他说,耸着肩,“但被真相伤害总比被谎言安慰好。”
“有一天我会给你买的。”我说。
哈桑笑逐颜开:“电视机?真的吗?”
“当然,还不是黑白的那种。到时我们也许都是大人了,不过我会给我们买两个。一个给你,一个给我。”
“我要把它放在我画画的桌子上。”哈桑说。
他这么说让我觉得很难过。我为哈桑的身份、为他居住的地方难过。他长大之后,将会像他父亲一样,住在院子里那间破房子,而他对此照单全收,让我觉得难过。我抽起最后一张牌,给他一对Q和一张10。
哈桑要了一对Q,“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明天会让老爷觉得很骄傲。”
“你这样想啊?”
“安拉保佑。”他说。
“安拉保佑。”我回应,虽然这句“安拉保佑”从我嘴里说出来有些口不由心。哈桑就是这样,他真是纯洁得该死,跟他在一起,你永远觉得自己是个骗子。
我杀了他的K,扔给他最后一张牌:黑桃A。他必须吃下。我赢了,不过在洗牌的时候,我怀疑这是哈桑故意让我赢的。
“阿米尔少爷?”
“怎么啦?”
“你知道……我喜欢我住的地方。”他总是这样,能看穿我的心事,“它是我的家。”
“不管怎样,”我说,“准备再输一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