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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朗似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或多或少不能理解杨峥的这说法，在他看来，百姓便是农户，农户耕种良田，想要获得好的收成，自然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经营，要不然哪来的产量！没产量一家人吃什么，总不能吃黄土吧，所以大明的百姓为了获得更高更多的产量，将大半的精力束缚在土地上，似宋朝那般自由散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这也是他疑惑的地方，大明的百姓明明是天下最辛苦的人，却偏偏是天下最吃不饱肚子的人，这种巨大的反差他不是没有深思过，可这毕竟是一个大得超乎他思考的命题，始终找不到方向，直到杨峥与他的一番谈话，让他多少有些感悟，宋代疆土小，人口多，除了宋代在农业上的寻求技术的突破之外，更大的好处来自商业，如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苏州、杭州、成都三个著名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规模宏大，分工细致，丝织品种类繁多，产品精致美观。
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业逐渐普遍起四来。宋人《木棉》诗中有“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机杼终年积妇勤”等句，反映了扦子、弹花、纺纱、织布的劳动过程，以及所用铁铤、弹弓、纺车、织机等各种棉纺织工具，这些在大明是看不到的，至少是眼下看不到，事实上在商业上获得得巨大成功，最直观最有效的说辞，就是来自宋朝的国库收入，大明自洪武登基如何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国库一直并不充盈，便是到国力强大的永乐一朝，国库也一直勉强能维持罢了，等永乐皇帝一死，继皇位的仁宗不得不竭力节省糜费，增加收钞的市税与“门摊”(京师北平各个城门口的卡子税)的税率，同老百姓声明一俟钞价增高，便减除这所增的税率。同时打击贪官来获取国库充盈，可即便如此，国库仍旧不够用，反而是宋朝，疆土不及明朝一半，常年战事不断，又是割地又是巨额的赔款，可即便是如此，宋代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大明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一百多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可论富裕程度远远不如宋代，这种直观的感受，让徐朗心头困惑渐渐明朗，从宋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而大明经过洪武爷励精图治数十年所得的赋税200万两，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但宋代却是个特例，狭小的疆土，连年的战事，巨额的赔款，迫使宋代不得不将眼界放开，转向了商业与海外的贸易。
事实上代商业高度发达，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头或雏形，如商业一条街、全天候的营业店等。如潘楼南街（鹰鹘一条街，专门贩卖稀有飞禽走兽的）、茶汤巷（茶坊一条街）、马行北街（医药一条街）、和乐楼（马市）等等。潘楼东街，服装一条街，全天候营业，宋时称之为“鬼市子”。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从食、史家瓠羹店、万家馒头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郑家油饼店、海州张家胡饼店、马铛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连锁经营。生气勃勃的商业，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从土地上转了出来，尽管宋代农业上科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可随着商业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对商业充满了向往，宋神宗时历朝历代不受重视的商业税首次超过农业税。首都开封有商业行300余个，行业众多，分工细化。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买卖，譬如剥莲子（锤石莲），即是把剥好的莲子卖给水果行和药铺。这么个小业务，也能成为一种行业，养活一群业内人士。其时，从事该行业的有数十家之多。
商业的兴盛繁荣，甚至波及到了佛门。相国寺原是战国时魏无忌（信陵君）的故宅，宋时不仅是全国佛教中心，而且更是国际佛教活动交流中心（《水浒传》中鲁智深落脚的地方）。相国寺除了搞讲座培训之外，也搞大型商业活动，向社会开放做展销会使用。每月五次，名曰“万姓交易大会”。展销区规划非常明确，大三门上卖珍禽奇兽；第二、三门皆家具什物，生活用品；近佛殿、殿后资圣门前，这两块地方卖书画文教用品，如赵文秀笔、潘谷墨等。本寺工作人员也不闲着，尼姑兜售绣作、领抹、帽子等纯手工制品。和尚兜售佛牙、手链、护身符等，这些看似不起眼，却是宋代国库来源之一。
除了这些外，宋代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一个尚不是大一统的王朝，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早在开宝四年，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上海市松江一带）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
宋金并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可以说宋代的繁荣固然有农业的功劳，但最大的功勋应该属于商业，一个明明羸弱的王朝，却依托商业成为天下第一等的经济强国，这本身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更让人不可思议的在于，一个大一统大明王朝，在收入上竟还不足人家的零头，这说出来或许是个笑话，可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巨大的落差，让徐朗也不得不对此事做出了过多的关注，竟过自己多日的潜心研究，以及杨峥的潜移默化，或多或少有些新的看法， 宋代从传统的农业上跳出了固有的圈套，在通过宽松的环境，律法上的优待，以及对商人体会的提高，甚至对商业的扶持，技术上给出支持，造就了宋代商业上的传奇，大量精致的商品吸引大量从依靠土地过活的百姓，使得他们开始依赖土地，变成将土地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想卖便卖，并非不可能，至少没了土地未必不能生活，这样的后果，必然造就了越来越多人从事工商业，随着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渐增多 产量加大 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 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 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 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国库的充盈，百姓富裕，商业的繁荣，让人惊叹的传奇，一切的一切源自宋代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那便是无意识的将百姓从土地的束缚之中走出来，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而宋代的百姓选择了商业，朝廷也据此从中得到了实惠，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原则。
只可惜，这种良好的模式，大明并没有更好的继承下来，虽说在商业模式上，明代继承了宋代，可在管制上太过死板，如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茶等实行专营制度。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明洪武元年修定的《盐引条例》，规定犯私盐罪者绞，有军器者斩。其后在《大明律#8226；盐法》规定，凡犯私盐罪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朝廷凭借国家权力，将有较大市场、利润较大的商品垄断在官府手里，使民间商业的经营范围缩小，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