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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在军事法庭
“军事法庭公开答辩大会”的标语牌悬挂在大厅中央，主席台正中坐着审判长，两侧分坐有审判员、陪审员、军委监督代表和书记员。主席台右侧坐着公诉人；军事检察院的三个代表。主席台左侧坐着全军审计局的领导。
台下张大鹏坐在申诉控告席，场站、师、军等干部分坐在答辩席中。后面有监护代理、报社的编辑、中央电视台、法律出版社等记者和人民代表。
军事审判长宣布纪律：“答辩大会不许吸烟和大声喧哗，现在由公诉人发言。”
公诉人问：“张大鹏，你把所检举的案情向法庭简单陈述一遍。”
张大鹏说：“第一：在39602师部被告的授意下，把160万元隧道窑好设备，以卖废铁为手段私分红包，那是国家部队的固定资产。第二：在场站师部领导的授意下，再以70万元导弹机库款重建两个不合理的砖厂，把设备安装在沙土包上难以生产，并由存在历史经济问题的人吃喝嫖赌的管理，导致更严重的经济损失。第三：被告人以军队的电、煤、油不要钱，不向国家交税为资本，勾结社会诈骗集团，偷盗公章与部队非法订立110万元五年合同，对检举人实施欺诈、胁迫、报复和陷害。综上所述，团、师、军干部存在严重的渎职、诈骗、贪污、盗窃行为。”
公诉人问：“你反映的问题很严重，领导也研究过了，有个问题，谁支持你？”
张大鹏说：“人民支持我，法律支持我，你是检察院工作人员，什么意思？”
公诉人说：“你反映的问题牵连到康老板，他是军政委，军委主席亲批的？”
张大鹏说：“邓主席在收到材料后说：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权利有多大，该是谁的问题谁承担。沈空检察院高国飞同志在收到检举材料回信说：把案件所牵连的团、师、军干部的职务、案件的时间、线索、证据要写清楚，也没说别牵连谁，上面盖有检察院的公章，你可以看看。”
公诉人说：“你检举的案件重大，我们下基层就该抓人了，应该由纪委查办。”
军纪委说：“纪委怎么能办这么大犯罪案，应该由检察院负责。”
公诉人说：“检察院的人已经调到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办公室，再没人能去。”
高国飞说：“沈空检察院已经责成军部，让副师长带队成立师站联合调查组。”
张大鹏说：“牵连到军干部，却让师和团调查，七个成员中五个是被告人，这是把秦香莲状推给陈世美。”
高国飞说：“关键是纪委不把调查的结果报上来，检察院也没办法。”
刘廷山说：“空政治部无权处理你的案件，已经上报上级首长处理。王主任不是和你谈过，你把案子捅上了天，再告就是联合国了。”
王传智说：“我们是全军审计局，张大鹏，你的材料有邓主席和洪学智批示：（七月末向总部呈报调查结果，八月末结束。）。洪学智任全军财检办组长，五月份从三总部查起，六月兵团一级，七月份查到军级，团、师问题严重的可以一竿子查到底。现在有军委五位首长和你谈话。”
洪学智说：“张大鹏，你检举的案件经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办公室决定；成立了军委赴空军联合检查组，组长是空军司令员王海。副组长是军委陈长寿，他与王海平级，你的材料在他手中，7月3日你必须在沈空与他见面。他穿着一身黄军装，穿兰裤子的是王海你别和他谈，这是军委的决定。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要让王海担任组长，这起案件是在空军党委领导下查出来的，目的就是鼓励空军党委的积极性。”
张大鹏说：“7月3日我赶到了沈空，只见到了一名检查组成员，他说司令员和副组长还没到。他看我得了重伤寒发高烧，让我回部队等待通知。结果我回到航校两个月没音讯，其实检查组在军部往齐场站挂电话找我，而被告师政治部副主任、齐场站臣张站长欺骗说张大鹏又去北京了，就是因为场站离军部一千多里地，我没能见到联合检查组首长。”
王传智说：“中央领导胡耀邦、邓主任、杨尚昆、陈云、洪学智等在京丰宾馆开会，是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总结大会，我在楼下接待告诉你，调查材料还没收到，让你去大雅堡招待所找陈长寿组长，他和空后审计局蒋令梁局长研究你的案子，并让你第二天到审计局政策研究组找我。”
张大鹏说：“我在大雅堡见了陈长寿，他正整理材料，并向我展示了红头文件，让我到政策研究组找你。在走廊我碰见了蒋令梁，他不承认调查过我的案子，对于3700万元重建机场问题的举报，他对我有反感。”
王传智说：“第二天你来政策研究组，当着你的面拿出用牛皮纸包装的材料，告诉你的检举和调查材料是全军最多的，我告诉你，材料封存在审计局是永久性的证据。并向你宣布了文件的精神：张大鹏所检举的问题已经查清存在，张大鹏是爱国爱军的举报，要向全军提出表彰。恢复张大鹏的砖厂厂长职务，报销所有举报经费，包括本人的工资。……。”
张大鹏说：“可是你不把文件给我，导致空军政治部和被告对我打击报复。”
王传智说：“因为当时全军财检办组织撤销，只有留守处决定分两步走，组织查处、个人回基层。军政委已被查处撤职，那是需要军委主席批的，师、团干部的处理是组织的事，你帮不了组织的忙，你是厂长，所有经济问题组织帮不了你的忙。空军查的案子必须空军下文件。当时，我还给你开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局和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办公室的证明。”
张大鹏说：“空政王主任说，只查出几十万的问题，而不是230万元。我向他说：把一些破烂铁盖在好设备上，在废品站过秤走单据，一角钱一斤不卸车买回来，再卖给厂家当然只有私分那几十万，我要求给调查文件。”
王主任说：“文件不能给你，你在控告外国记者中，把我们也给告了、骂了。”
刘廷山说：“你应该相信组织，基层组织也是组织吗？你要回部队等待文件。”
张大鹏说：“既然这样，我就把控告外国记者的材料和原因，向法庭说明清楚。
爱国之举却导致二十八年冤案：
我名张大鹏、男、69岁、原39602部队齐场站厂长，于85年为军队利益四次拒收贿赂十万元，因检举军政委仁宝康，师长辉开李，场站站长：徐才厚和政委：谷俊山：渎职、诈骗、贪污、盗窃部队二百三十万元，非法订立壹佰壹拾万元假合同等经济犯罪。经全军审计局控告立案，有邓主任、洪学智签字批示，在成立的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办公室领导下，成立军委赴空军联合检查组实地查处。尽管军政委仁宝康被撤职，因我在控告外国记者中影射到信访工作人员，空军不给文件，导致团、师被告打击报复检举人。
86年4月9日，在永定门上访人员接济站，有日本、加拿大、印度和美国十几名记者大量收集万人上访材料。他们口称能在联合国报刊的小豆腐块中登载材料，折辐给邓主席就能解决了。那些愚昧的上访人把外国记者当上帝，下跪求助的有之，递交唯一各部委红印文件，高唱自编“十二月上访苦”歌的不乏其人。他们身着褴褛，手拎着要饭罐，就住在楼下破烂塑料棚中，他们争先恐后乌烟瘴气、水泄不通簇拥着，那是令人心寒的七天七夜！
更有甚者，外国记者别有用心的搞政治渗透，企图颠覆我台湾、新疆、西藏的独立，他们录音、录像、拍照，像当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反动影片。他们丑化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向全世界宣演什么“人权主义”，然而楼下的公安人员袖手旁观、置若罔闻，为此惨不忍睹。我是在呼喊、制止、劝告无效的情况下，于13日在农业科技学院打印百份材料，并寄给中央组织、部委、机关、学校、报社、各记者站和中央广播电台。呼吁材料列举以下三案：
一、关于毛岸英之死导致的冤案。
二、南开大学毛校长运动中被打死，他儿子毛华侨带着他父与叶挺将军的照片进京告状的冤案材料。
三、某部连长汪志诚等160余人上书红旗杂志社，邓小平不能上台建议书所导致的冤案材料，落入外国记者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健全的中央各级组织都跑到那里去了？中国的记者都跑到那里去了？占着茅子不拉屎、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信访工作人员都跑到那里去了？中国人的脸还要不要？中国人的民族气节都跑到那里去了？
4月16日早六点半，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报道：外国记者未经允许到不该去的地方非法收集材料，经劝阻无效被驱逐出境。为此各大报纸均有登载，一场*平息，而因为我骂了几句就不给文件，这就是对我的打击报复。如果我不花钱打印邮寄材料，外国记者就更加嚣张，也不会被驱逐出境，那将会有更严重的后果。试问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为什么拿控告外国记者说事不给文件，这是不是与犯罪分子站在一个战壕？是不是对检举的打击报复？”
王传智问：“总部决定分两步走，组织查处个人回基层，你回部队做了什么？”
张大鹏说：“我是厂长，会计是自愿兵佟学顺和冯力学，他们不让我看账，说要想查帐就得通过法院，这是场站领导的决定。由于他们还有三万多元发票没有我的签字，无法向财务股报账。他们来到我家，先把匕首亮出来扔到床上，威胁我在单子上签字。我坚持看账后再签字，为此争执着。为了找到证据，最后是看一半账我签一半字，全看完了也就全签了。”
公诉人问：“会计是谁任命的？他们带的匕首是哪来的？”
张大鹏说：“那把匕首是我没收工人的，锁在保险金柜里。是站长徐才厚和政委谷俊山任命的，是在我检举后，两次任命佟学顺为会计，冯力学为出纳。
由于告外国记者让我回来等文件，分两步走让我回基层清理账。回到航校我只有找被告，场站政治处主任王兴家做假材料，说我与场站有合同，如果不承认就不处理任何问题，更别说查看账了。”
谷俊山政委说：“都到现在了哪还有账？账已经烧了。”
张大鹏问：“账是谁烧的？你应当承担烧账的责任。”
徐才厚站长说：“账没烧，但你没权查帐，你是个人无权查帐，我和政委查就行。”
张大鹏问：“我检举的贪污、盗窃、诈骗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站长说：“都退脏了，纪委都处理完了。”
张大鹏问：“怎么处理的？赃款、赃物都退给谁了？”
王兴家说：“我们只有向上面呈报的权利，没有向你回报的义务。”
张大鹏说：“有些是工厂、商店、个人的，做为厂长我有权知道赃款的下落。”
政委说：“你一二三状告团、师、军干部，那属于诬告，你说我们贪污230万元，你有什么根据？这就是诬告。”
张大鹏说：“诬告？军政委为什么撤职？渎职造成二百三十万元损失，存在贪污、盗窃和诈骗，其中你是被告，你是怎么看到我控告材料的？”
站长说：“我们没看到材料，是上级来人询问才知道的。”
王兴家说：“老张，咱们俩是同学，上面所需要的材料全是我整理的，我们都穿着军装是法人代表。说你是厂长充其量是个老百姓、自然人，不是公诉人，你告法人，就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也绝不会有好下场。”
张大鹏说：“请求审判长，公民有没有检举、申诉、控告的权利？”
审判长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公民有对任何国家工作人员检举、申诉、控告和提出建议和意见的权利。”
记者问：“刚才王主任说，自然人控告法人，就是与解放军为敌，对吗？”
公诉人说：“徐才厚和谷俊山是部队的站长和政委，他们的职务是法人，他们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军队，因为检举他们说成是与军队为敌是错误的。”
张大鹏说：“检举揭发是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我不这样做，那就会和他们同流合污，就会走入犯罪的道路，中间的道路是找不到的。我也有妻儿老小，就是因为我办的是知青转点返城，他们答应给我全家落户口来部队，是场站站长臣张和政委昌化刘答应收了我的档案，让司令部朱参谋长给我安排了股营级干部的房子，当着所有场站干部宣布张大鹏不仅是军工，担任新砖厂厂长。然而在部队的渎职干部和诈骗分子的包围之中，他们企图利用我的技术和权利，达到他们犯罪的目的，四次向我贿赂十万元怎么办？我是被*走入检举、揭发、控告的道路。从中央军委到基层四次调查组，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场站王兴家和空军后勤部审计局蒋令梁一个腔调说法？...。”
蒋令梁说：“你与齐齐哈尔场站有经济合同，如果你不承认那一切都免谈。”
试问，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又有什么人参加与我订立了合同？
第二：我是厂长，场站站长和政委为什么指派军队的志愿兵佟学礼当会计冯学当出纳，不让我看账，还派司令部参谋刘大成担任厂长，不让厂长查看账是什么问题？工厂加工件和工人工资怎么解决？
第三：四次调查组都有结论材料和文件，为什么因为我控告外国记者，不给材料和文件？控告外国记者犯了什么罪？
记者问：“张大鹏，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检举？什么时候向顾问委员会控告的？”
大鹏说：“自1985年2月向场站党委检举，1985年12月向顾问委控告的。”
记者问：“你控告外国记者的材料是什么时侯邮的？”
张大鹏说：“86年4月13日邮的，广播电台是4月16日早新闻联播报道的。”
审判长说：“张大鹏，你把所检举控告的案件和详细经过陈述一遍。”
张大鹏带着对法律尊严的崇敬，详细的陈述了知青转点返城后的经过。
28年后，毛华侨将军在军官的簇拥下走进大厅，坐在前排的空位席上倾听着。曾经采访过大鹏的中央电视台、法律出版社、大众日报、正义网和山东省记者们也在瞩目中录音和拍着。
最后由审判长宣布：“今天的答辩会到处暂时结束，择日开庭判决，散会。”
记者问：“这就是你在部队的案情吗？或者是你担任厂长因检举控告被打击报复？”
大鹏说：“是的，也是我成为真假军工的来源。案件发生28年后的今天，能够在军事法庭上申诉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也许是我在给立案单位写信或网上实名控告的结果。”
请看下部：《大浪淘沙反*》，是写给总后勤部刘源政委的申诉信；和网上向中纪委实名的控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