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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斗争人人有责，农村也是祖国的广泛反腐重地，作者写书全部是真实案例，请广大读者给予帮助支持。“选举风波”导致了两派对立，几十年的老班子干部不甘心失落大权，他们动用村民的5000元雇佣了派出所实施镇压、抓捕未遂，却遭到村民的反抗围堵。国道是在华庄村中间穿过，完全被围堵的村民给堵塞了，县委书记责令工业园紧急处理，让党员华大河找五名村代表解决问题。
华大河又找来10人来到间会家，为首的华间才做了全面的总动员，11个村民代表都义愤填膺的发表了意见。虽然他们曾与工业园领导见面交涉意见，但只决定封账和重选代表的决定，打草惊蛇了，成为老干部保护网了，这也是华阔廷送给工业园三台彩电、10000元的结果，那可是村民的钱啊！。
华间才说：“姑夫，大家求你帮助写材料，工业园和县委信访我们都谈过，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你家的大铁门没点着火，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吧？”
张大鹏说：“写材料的目的就是为告状，古语说：饿死不要饭、怨死不告状。”华间才说：“告状不用你拿钱，完全由我们承担一切经费。”
张大鹏说：“你们可要想清楚，开弓没有回头箭？华家庄的来源于几百年前，是老哥仨从山西洪桐县来建立的华庄，不管分出几支、几大院，你们原、被告都是一个老祖宗有血缘关系的？我建议让间会给阔廷挂电话，把所有的原干部都叫到办公室，咱们大家提意见，我也参加。”
大鹏想要通过提意见化解双方的矛盾，阔廷、大岭、阔州原三个干部也来到办公室，十一个代表分别提出意见，当大鹏最后发言华阔廷却发出挑战。
大鹏问：“大家能坐在办公室里提意见是宝贵的，我想问的就是碳渣问题？”
阔廷说：“碳渣？什么碳渣？那已经给工人开资了。”
大鹏说：“我问的不是东胶厂碳渣，每年化肥厂几百万元的碳渣怎么没了？”
阔廷说：“你找肖庄和林庄去呀，谁让他们两个庄为碳渣干仗了。”
大鹏问：“有问题不要激动，为什么要找公安镇压、抓捕还要烧房子？作为你是村主任兼支书，村内的问题为什么要扩大矛盾呢？炫耀权力？”
阔廷说：“那我不知道。不过工业园已经把账收走了，如果我去要村账，说明我有问题，必须经过县审计局。审账费8万元，我要用村民的钱那是犯罪，这8万元必须你们11个人拿。查出问题我蹲监狱，查不出问题你们11个人承担责任，我挨个的治你们。张大鹏你不会写材料吗？你不用有电脑吗？有本事你写材料告。子科和间才留下，你们没事走吧。”
大鹏说：“今天为了解决矛盾大家到一起交换意见，如果用8万元审计费套住代表，我本不该组织参加交换意见，现在被你*迫控告，记住今天这个日子，任何人都不会坐以待毙，现在只有等着你所谓的打击报复。”
如果支书兼村长华阔廷能够虚心些那有多好，就不会出现村民告状四年的结果？就不会出现华庄村两军对立的结果？贪婪固执的华阔廷以挑战的言论刺激，村民代表决不会惧怕恐吓，由此拉开了打击报复和告状的序幕。
县纪委、工业园和农业局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查出110余万元的账外账、其它经济问题数百万元、小厂私买假增值税发票（开始）是90万元，万没想到私买假增值税发票820万元，那等于是盗窃国库资金。更为严重的假被骗480万元，为了担任县人大代表，居然成立虚假康佳公司，没有分文记账，却贿赂人大副主任30万元，并在村账上虚假报账80万元。而调查组工作人员每天吃喝村民880元，纪委从华庄拿走村民20万元、工业园拿走50万元，名义是补税减轻对被告处罚，实际是变相贪污去包庇犯罪。县纪委周主任不仅堵截代表去聊城告状，并把检举材料给被告看导致报复。
2005年5月17日，调查组在工业园大楼会议室简单的向代表念了所谓的反馈材料，还没等代表提出异议，周主任等下楼坐车跑了。由于纪委周主任与村原书记的儿子—组织部副部长是仁兄弟，故而调查组作弊办案在先。
2005年5月18日，代表们坐面包车去聊城市信访，却被暗中监视的华子深通报，代表的面包车刚到聊城，周主任等开车撵到聊城，但信访的李科长命令工作组必须换人，避免人情办案。在回来的路上周主任开着轿车四次截车，*迫面包车开到饭店摆上酒席，并承诺要给代表开工资。
2005年5月19日，周主任把被告找到招待所，并让检举人与被告见面和解，由于是检举的案件代表不与被告见面，县纪委周主任把检举材料给被检举人看，严重的违反了中纪委关于检举案件的保密规定条文。
2005年5月21日夜3点，原会计的儿子阔常闯进大鹏家，用匕首把华英捅了一刀，皓亮用木棒砸在阔常头上，据说阔常去医院头部缝了八针…”
记者问：“听你口音是东北人，是怎么来到华庄村的？过去你是干啥的？”大鹏说：“1985年我在空军齐齐哈尔场站担任厂长，因检举团、师、军干部，渎职、盗窃二百三拾万元固定资产等问题，邓小平批示成立了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办公室。中央军委、空军司令员王海四次联合调查组，虽然把军政委等撤职查办，空军政治部因我在京控告外国记者把他们给告了、骂了而不给文件，导致我经济崩溃全家无法生活，才来到山东华庄村。为了国家军队的利益，我牺牲了二十多年的工军令，由于在北京控告外国记者，在山东我等待文件二十多年。”
记者问：“你为什么要控告外国记者？”
大鹏说：“1986年4月我去北京告状，外国记者收集上访材料我才告的。”
记者问：“你在山东24年是怎么度过的？”
大鹏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去找分别24年的哥哥。”
大鹏他没有向记者介绍二十八年前所办的知青返城，也没有介绍他在铁路砖厂创造的先进事迹，更没有介绍他在齐场站与经济犯罪份子的斗争。1982年—1986年，那段历史只能说成是他人生中的巅峰。最后，在被告的打击报复下，因控告外国记者而失去了一切，包括在经济上生活一贫如洗。为了全家妻儿老小的生存，他只有和家人逃难到山东等待中央文件。只有向记者介绍：自1987---2010年又24年的风风雨雨、只有向记者介绍检察院平息告状村的先进事迹了。